原標題：歷史答案會被我們一一解開

　　——訪考古學者趙雪野

　　在日本秋田縣佛田柵跡遺址發(fā)掘（左為趙雪野）

　　在日本秋田縣漆下遺址發(fā)掘

　　在日本秋田縣舉辦武威磨嘴子遺址聯合考古發(fā)掘成果展

　　趙雪野參與編纂的書籍

　　趙雪野

　　1986年畢業(yè)于西北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yè)，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館員，甘肅省文物鑒定委員會委員,西北大學兼職教授。從事田野考古工作三十余年，主持考古調查與發(fā)掘二十多項，發(fā)表著述二十余篇。

　　主要田野考古經歷：1987年至1988年輔導隴南地區(qū)進行第二次全國文物普查，并被評為文物普查先進工作者；1986年、1994年至1996年參與、主持第五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021年第四季度“考古中國”重大項目慶陽西峰南佐遺址發(fā)掘；主持蘭新鐵路復線工程、疏勒河移民工程、西氣東輸、九甸峽水庫淹沒區(qū)（寺下川遺址）搶救性發(fā)掘等配合國家基礎建設的考古發(fā)掘調查；主持編撰甘肅考古書籍《中國文物地圖集·甘肅分冊》和《甘肅省志·文物志》墓葬部分；2002年7月至2003年2月，前往日本秋田縣埋藏文化財中心交流，并于2003年至2005年，參與甘肅考古所與秋田縣埋藏文化財中心聯合發(fā)掘武威磨嘴子。

　　近年來，越來越多的國寶文物“花式出圈”，人們在感嘆之時，更多地想知道文物考古背后的故事。今天，記者采訪到了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館員趙雪野，一起聆聽投身考古事業(yè)三十多年文物工作者的故事。

　　1982年，趙雪野考上了西北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yè)。“當時資訊不發(fā)達，沒有渠道去了解考古是什么。想象著考古可能是有機會去到埃及金字塔、希臘神廟、故宮等好多的名勝古跡看看，就像旅游一樣。”進校后，趙雪野才知道學習的是田野考古。“田野考古大多時候都是在發(fā)掘現場，說起來也很辛苦。但是現在想想，考古是我最好的選擇。”回憶起青蔥年少，趙雪野感慨地說。

　　“經過大學四年的專業(yè)學習之后，覺得考古是一件好玩的事情，好玩在你可以補充歷史，可以‘改寫’歷史，甚至還可以‘改變’歷史。有很多未知的東西，尤其是沒有文字記載的歷史，就可以通過考古來研究清楚。這是一件特別有成就感的事情。”1985年底甘肅省考古研究所成立，成立的第二年，趙雪野大學畢業(yè)，作為研究所成立之后第一批分配來的大學生正式報到了。這一干就是三十多年，下過考古工地，編撰過考古書籍，也參與過對外交流，可以說，在甘肅的考古現場幾乎都能見到趙雪野的身影。

　　1986年，趙雪野作為考古隊的一員，加入了慶陽南佐遺址的考古發(fā)掘。趙雪野說：“這是我第一次正式的田野考古，當時的領隊叫閻渭清。而且也是我第一次坐飛機，從蘭州飛到慶陽西峰。坐的還是雙膀小飛機，只能坐24個人，還是面對面坐，飛了將近兩個小時，顛簸得特別厲害，一會升起來一會降下去。終于到了西峰，來機場接站的是手扶拖拉機，隨后便是一路塵土飛揚地直奔考古現場。”

　　田野考古是非常艱苦與孤獨的。住窯洞、發(fā)掘工作純靠雙手。但每當有重要發(fā)現的時候，那種興奮感和收獲感是難以言喻的。趙雪野介紹： “南佐遺址是一個聚落遺址，第一次去南佐遺址發(fā)掘的時候就很幸運。我們一開始發(fā)掘就找到整個聚落的最中心點，它是一個像宮殿一樣的大房子。”1994年至1996年由趙雪野主持帶隊對南佐遺址再一次進行了發(fā)掘。“因為知道有這個疑似宮殿遺存的存在，所以發(fā)掘的重點就是針對這個大房子開始進行揭露。”趙雪野說，“當時首先發(fā)現了大房子的一個墻角，后面越發(fā)掘墻越厚，有點難以置信，到底是什么樣的規(guī)模，僅僅是留存的墻壁就已經有一米多厚。發(fā)掘了三年，終于把這個大房子搞清楚了，但是大房子究竟屬于什么時代，還有它周圍的附屬建筑，還有整個遺址來說究竟是什么樣子的還不完全清楚。后來科技考古技術的廣泛應用，讓南佐遺址的考古發(fā)掘得以不斷深入。”

　　遺址的發(fā)掘相對時間比較漫長，在1984年至1996年，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單位先后對遺址進行了兩個階段6次發(fā)掘，但這6次考古發(fā)掘，也只揭開了南佐遺址的“冰山一角”。因其重要性，2001年南佐遺址被確立為第五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021年12月1日，國家文物局發(fā)布2021年第四季度“考古中國”重大項目，公布南佐遺址考古發(fā)掘項目的最新進展。從初步調查和發(fā)掘情況看，南佐仰韶文化晚期環(huán)壕聚落遺址總面積大約600萬平方米，僅“九臺”圍繞的核心區(qū)就有約30萬平方米，是距今5000年左右最大的聚落遺址之一。南佐遺址的新發(fā)現，對于客觀認識黃河中游、黃土高原尤其是隴東地區(qū)在中華文明起源和形成過程中的關鍵地位，對于實證中華五千年文明史，都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

　　1987年，全國第二次文物普查開始。趙雪野以輔導員的身份前往隴南開展文物普查工作。“1987年3月8日，我記得非常清楚，是三八婦女節(jié)的那天，本來說要給對象買禮物，結果禮物沒有買成，直接就去出差了。”說到當時的情形，趙雪野脫口而出兩個字“楞走！”背著軍用書包、軍用水壺、一天大概就要走三四十里地，書包里背著大餅、黃瓜、西紅柿，連榨菜都沒有。就是用這種方式，趙雪野把隴南的9個縣都走了一遍，除了春節(jié)的時候回家過年，整整兩年的時間都在隴南。

　　輔導員的工作繁雜又需要細心，需要根據自己的專業(yè)來判斷，不停地調查遺址，尋找新遺址。因為在遺址上，肯定會遺留一些古代人類生活用過的東西，一是遺物，二是遺跡。通過遺物和遺跡，我們就把它們合稱為遺存，通過古代人的遺存，證明這個地方是否是遺址。除此之外，輔導員還要指導全體人員繪圖、照相、標本記錄、上報。指導大家怎么去發(fā)現遺址，發(fā)現遺址之后怎么采集標本，采集完標本之后，怎么來繪圖和拍照，怎么做檔案，以及辨別年代和文化類型。趙雪野說：“這對于我來說，其實也是學習的過程，我畢竟是剛畢業(yè)時間不長，認識也不深，邊發(fā)現邊學習，發(fā)現不認識的要帶回所里，請教老同事。”

　　這次文物普查，從新石器時代到清代，甘肅都有新發(fā)現。甘肅全省共普查文物點總數為13051處，隴南為815處。在趙雪野看來，通過調查對文物有了新的認識，如果這些不親自參與，僅僅靠書本的話，了解的會很慢，而且不直觀。

　　從大學時期主要學習新石器時代，到因為工作的原因，趙雪野接觸了大量的秦漢墓，乃至明清時期的文物；從中原到少數民族，地域特色的變化，時間和空間的大跨度，對于趙雪野來說，文物考古工作的難度系數也在增長。但是，隨時發(fā)現問題隨時查閱資料學習，對于其他朝代不明白、不清楚的地方就及時請教。過硬的專業(yè)技能，豐富的知識儲備，漸漸地，對于秦漢時期的考古研究也成為了趙雪野專長所在。

　　2002年作為專家，趙雪野前往日本秋田縣埋藏文化財中心進行交流；2003年至2005年，甘肅考古所還與秋田縣埋藏文化財中心聯合發(fā)掘武威磨嘴子，相互交流學習考古技術與經驗。

　　上世紀90年代開始大規(guī)模的基礎建設，作為考古資源豐富的甘肅省，就同時面臨著基礎建設和文物發(fā)掘的問題。1992年、2003年、2007年趙雪野分別主持了蘭新鐵路、西氣東輸、九甸峽水庫淹沒區(qū)（寺下川遺址）搶救性發(fā)掘的田野考古發(fā)掘工作。

　　每一次建設開工前，考古研究所都要先根據設計單位提供的設計圖紙是否涉及到古文化遺存等，如果涉及到特別重要無法移動的情況，就要提出工程改線的要求。等到考古發(fā)掘全部完成之后，才能進行施工。這樣既保護了文物也讓基礎建設得以順利實施。

　　在趙雪野主持的幾次配合基礎建設的田野考古中，也真的就遇到過施工設計局部改變線路的情況。他說：“當時既要保護好文物，又要考慮基礎建設的施工成本和具體情況，把損失降低到最小程度，真的是要各方面權衡。”在西氣東輸項目建設的時候，趙雪野的團隊發(fā)現，施工線路的輸油管道在嘉峪關境內要穿長城而過。“當時施工給的方案，有一段是要把長城打孔穿過管道，那肯定是不行的。穿孔不行，就提出要在長城上方架橋，那肯定也不行。架了橋就破壞了長城整體的環(huán)境。最后，在多方協調考量之后，提出了‘地下頂管穿越長城’的方案。就是在距離長城遺址很遠的地方，從地下鉆管，這樣既不破壞長城本體，也不破壞長城周邊的風貌。”趙雪野告訴記者。

　　在面對文物保護和基礎建設協調發(fā)展方面，多年以來，無數文物工作者都為此付出了大量的心血。趙雪野說：“畢竟遺址發(fā)掘存在一定的不確定性，有時候在開工前，我們預估一年能夠完成，但是開始挖掘之后發(fā)現可能要需要更長的時間?，F在我們的力量越來越強大了，大家都意識到了文化遺產的重要性，各種情況下保護文物的方案也越來越多樣，大家都很配合，這是非常好的。”

　　近年來，趙雪野在學術研究、文物評審等方面也傾注了很多。他將多年的成果和收獲編輯成冊，主持編纂了《中國文物地圖集·甘肅分冊》和《甘肅省志·文物志》墓葬部分，為甘肅考古留下了重要的文圖資料。

　　擇一事，終一生。在被問到從事了三十多年考古研究工作最大的感受時，趙雪野回答道：“考古是我最好的選擇，我只是做好了我自己本分的工作。江山代有才人出，越來越多的年輕人已經加入了進來，科技考古技術也在不斷發(fā)展，人們也逐漸認識到了文化遺產的重要性，更多的歷史答案會被我們一一解開。”

　　蘭州日報社全媒體記者 周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