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城在中國古代軍事史上之所以能夠有效地發(fā)揮防御作用，除了因為有堅固的墻體和無數的城、堡、塞之外，還因為有較為嚴密的軍事信息傳遞系統(tǒng)。與長城有關的軍事信息形成了極富特色的長城文化。

　　一、烽傳文化

　　烽燧在漢代被稱為亭隧，因為駐有戍守又是望警的烽臺。漢代長城沿線的烽燧，按照形制和功用可分為兩類：一是與長城同線的烽燧，主要作用是下傳烽火警報、傳遞郵件、守護長城、保衛(wèi)邊境，它的任務主要是警備和固守邊塞，兼有瞭望報警的作用，可稱之為塞烽；另一類是瞭望報警烽燧，是一種延伸出長城的瞭望線，如伸向羅布泊的烽燧線，以郡府為中心，向郡境四周邊作輻射狀展開，四處延伸修建在各地制高點的烽燧，其主要作用在于候望及向郡府傳遞情報，瞭望報警，基本上不承擔抗敵保境的作用。

　　烽燧傳遞報警消息是一項十分嚴肅的軍事任務，為確保信息傳遞及時、有條不紊，漢代的郡府與都尉府都有制度適合本地區(qū)使用的《烽火品約》，品約中的品是指登記，約有約定之意，若未經約定，在傳遞信息上便有會產生另一障礙，漢代邊塞將敵情分為五類：

　　1.敵十人以下在塞外者。2.敵十人以上在塞外，或一人以上、五百人以下入塞者。3.敵千人以上入塞，或五百人以上、千人以下攻亭障者。4.敵千人以上攻亭障者。5.已被敵人攻下臨近的障城。

　　與上述敵情分品相對應，蓬火信號亦隨之對應約定為五級:

　　1.晝舉一蓬，夜舉一苣火，毋燔薪。2.晝舉二蓬，夜舉二苣火，燔一積新。3.晝舉三蓬，夜舉三苣火，燔二積薪。4.晝舉三蓬，夜舉三苣火，燔三積薪。5.晝舉亭上蓬，夜舉離合火。

　　這里的“蓬”是以繒布制作，白天有敵情，在烽火臺下用桔槔或轆轤升起，使后方傳遞烽火信號的邊士卒見而知之。苣火是用柴草堆積，白天有敵情，則在烽火臺旁點火燃燒，白天可見煙起，夜間有敵情，則將苣薪插在烽火臺上的木橛上點燃。烽燧戍卒在平日執(zhí)行勤務時還要用土給積薪涂堊土以防止積薪被雨淋濕或者被大風吹散。發(fā)現臨近烽燧有敵在烽火臺下也燃燒一定堆數的積薪，以便后方望見火光而傳烽，這也是一種重要的傳遞報警的方法。惟有“亭上蓬”和“離合火”分別為危急信號。當敵人已占領烽火臺下的障城，烽火臺受到直接攻擊時，白天則在烽火臺上掛起“蓬”，夜間則在烽火臺上舉離合火。

　　唐杜佑《通典·守拒法》中，詳細記載了當時烽火臺的結構和應用情況:“烽臺，于高山四顧險絕處置之，無山亦于孤迥平地置。下筑羊馬城，高下任便，常以三五為準。臺高五丈，下闊二丈，上闊一丈。形圓。上建圓屋覆之。屋徑闊一丈六尺，一面跳出三尺，以板為。上覆下棧。屋上置突灶三所，臺下亦置三所，并以石灰飾其表里。復置柴籠三所、流火繩三條。在臺側近上下，用屈膝梯，上收下乘。屋四壁開覷賊孔，及安視火筒。置旗一口、鼓一面、弩兩張、拋書石、壘木、停水甕、千糧、麻蘊、火鉆、火箭、蒿艾、狼糞、牛糞。每晨及夜，平安舉一火，聞警因舉二火，見煙塵舉三火，見賊燒柴籠。如每晨及夜平安火不來，即烽子為賊所捉。一烽六人：五人為烽子，遞如更刻，觀視動靜；一人烽率，知文書、符牒、轉牒。”

　　漢唐時期燃放烽燧的方法及報警制度，大同小異。唐章懷太子李賢注釋《后漢書》時，對烽燧做了如下說明：“邊方備警急，作高土臺，臺上作桔皋，桔皋頭有兜零，以薪草置其中，常低之。有寇，即燃火舉之以相告烽；又多積薪，寇至，即燔之望其煙曰燧。晝則燔燧，夜乃舉烽。”（見《后漢書光武帝紀下》）文中的“桔皋”是可引物上下的高架子，兜零指籠子。唐段成式《酉陽雜俎·廣動植》:“狼糞煙直上，烽火用之”。宋朝學者陸佃在《埤雅·釋獸》中寫道:“古之烽火用狼糞，取其煙直而聚，雖風吹之不斜。”其實，大凡食肉獸的糞便，其煙都有這種特性。

　　因為古代燃放狼煙報警，在古代典籍中，“狼煙”竟成了“烽火”的同義語，“敵兵”的代名詞。狼煙也成了邊陲風光中最有代表性的景觀。因為狼煙燃放得是否準確及時，直接影響到邊關乃至內地的統(tǒng)帥們對敵情的了解和判斷，影響到戰(zhàn)斗的勝負，所以古代軍事家們對狼煙的燃放作過認真研究，在有名的《衛(wèi)公兵法》中，就對燃放狼煙的烽火臺的選址、建造和相互間距作了詳細的說明，并且規(guī)定，即使兵馬行軍途中宿營，也要在營寨百里之外設臨時性烽火臺。王維有一首題為《隴西行》詩中稱:“十里一走馬，五里一揚鞭。都護軍書至，匈奴圍酒泉。關山正飛雪，烽戍斷無煙。”此詩描寫的就是河西邊防上緊急報警的情形。一方面，軍情緊急，另一方面，邊關又風狂雪暴，隔斷了烽火上聯絡、報警的狼煙，邊防警哨沒有辦法點燃烽火報告軍情，只得用驛騎策馬揚鞭，火速一站一站地往下傳遞緊急軍情?？梢姺殪葜贫扔绊懮钸h，對詩歌、建筑、訊息等的出現提供了不少的素材。

　　二、驛傳文化

　　驛傳，在我國起源很早，據相關專家學者考證，在殷商時期就有了驛傳制度，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就有“驲傳”的記載，所謂“驲傳”就是指驛站專用的車輛，《說文通訓定聲》稱“車曰驲，曰傳，馬曰驛，曰遽”，因為傳遞文書訊息主要是用車用馬，故驛站亦稱驛傳、傳驛或置驛、置傳、郵驛等。《韓非子·難勢》中則描繪了古代驛傳的基本建置和傳遞速度，“夫良馬固車，五十里而一置，使中手御之，追速致遠，可以及也，而千里可日致也。”

　　漢代，在各地傳舍（即郵差休息的房子）15公里置一驛，供驛傳者休息、停留，并由郵亭傳遞公文信息，在嘉峪關出土的魏晉驛使畫像磚就描繪了“折花逢驛使，寄與隴頭人”的生動場景。我國在1982年8月25日曾發(fā)行過一枚郵票，郵票圖案采用的就是這副《驛使圖》，此副《驛使圖》不僅對史書中關于驛傳的記載相印證，而且也成為我國郵政史的珍貴圖片資料。

　　自隋以后，驛傳隸屬于兵部，直至清末，可見驛傳與軍事聯系密切，郵驛在唐代得到空前大發(fā)展，當時官辦的驛站以京都長安為中心四方并聯，15公里有一驛，還在水路設水驛，驛有驛田，設驛長。

　　明時驛遞也十分發(fā)達，各州府縣均設驛站，有水驛、馬驛、急遞鋪、遞運所之分，驛站所需人夫、馬騾、車船等，作為差役，由當地州縣府官府向民戶編派。武威著名的古驛站就有大河驛、靖邊驛、黑松驛、岔口驛等，驛傳制度所帶來的驛傳文化，對清朝以前文書的傳遞、交通設施、軍事制度等都產生著不小的影響。

　　三、戍邊、屯田文化

　　河西走廊地勢平坦，水草豐美，自古以來就居住著從事畜牧業(yè)兼營農業(yè)的各種民族。羌、月氏、烏孫和匈奴等游牧民族是河西早期的居民。秦漢之際，匈奴逐走月氏、烏孫，控制河西。西漢時，經過河西之戰(zhàn)，匈奴被徹底擊敗，降漢匈奴被西漢政府安置在隴西（今甘肅臨洮）、北地（今甘肅寧縣西北）、上郡（今陜西榆林東南）、朔方（今內蒙古烏拉特前旗）、云中（今內蒙古托克托）一帶，稱為“五屬國”。從此，“金城，河西，并南山（祁連山）至鹽譯（羅布泊），空無匈奴”。

　　為了鞏固開發(fā)河西，西漢政府不斷從內地移民到河西四郡。移民的主要來源是內地的漢族農民，還有一些犯人和被貶謫的官吏。大致分為五類人:一是“關東下貧”，即函谷關以東的貧苦農民，這占絕大部分；二是“報怨過當”，即刑事罪犯；三是“悖逆亡道”，即反叛性的政治犯；四是屯墾戍邊的士兵退伍后，接家眷在此落戶；五是某些少數民族遷居河西。

　　西漢的大規(guī)模移民，使河西地廣人稀的局面得到了根本改變。西漢政府向河西移民的同時，為充實邊防力量，擴大國家所有的耕地面積，增加賦稅收入，還在河西實行屯田政策。屯田是利用守邊戍卒，一邊墾殖，一邊戍守；一方面當農民，一方面當士兵，二者相互結合的一種措施。本來，戍邊是西漢農民的徭役之一，因此西漢政府便以戍卒的名義，把大批的內地農民調發(fā)河西，讓他們在屯田的名義下守邊和墾田種植。同時，又招募良家子弟，并調撥刑徒等參加屯田。還調發(fā)一些已經失去職務的官員，到河西負責屯田事務。所有戍卒在屯戍期間，完全是以農民的身份來服徭役的，他們每年應該繳納的賦稅，還必須照常完成。在河西屯田區(qū)內，政府非常重視水利灌溉工作，大量推廣和采用中原地區(qū)進步的生產工具和耕作技術，使用牛耕。因此，農作物畝產量和中原地區(qū)相差無幾。

　　河西屯田既鞏固了邊疆的安全，也維護了中西交通的暢通，還開發(fā)了河西，加速了西北各民族的融合。從此，河西逐漸成為西北地區(qū)一個比較富庶的地區(qū)。在嘉峪關新城鄉(xiāng)魏晉墓與酒泉果園鄉(xiāng)丁家閘魏晉墓中的畫像磚上，就有漢以及魏晉時期戍邊士卒的屯墾畫面，它們生動地描繪了當時屯墾的歷史情景。文物工作者給它起名《屯墾圖》。圖中，士卒們持盾、矛，在武官的帶領下，排隊行進；緊接著就有士卒扶犁耕地的畫面，充分顯示出當時屯墾已經具有相當的規(guī)模?？梢韵胍姡诿Ｃ８瓯跒┥?，士卒們一邊守衛(wèi)邊疆，一邊開荒種地，修渠筑壩，把沉睡了多少萬年的土地喚醒，使它變成了塊塊綠洲，他們的歷史功績是不可磨滅的。

　　明王朝為了加強國防，在全國遍設衛(wèi)所制度，衛(wèi)所有固定兵每衛(wèi)5600人，每所1120人，全國總計329衛(wèi)，總兵力170多。如此龐大的軍隊，后勤供應就是很大的問題。于是，明朝統(tǒng)治者吸取前代經驗，設立了衛(wèi)所士兵屯田的制度，規(guī)定正軍三分守城，七分屯墾，衛(wèi)所與屯田相結合，以屯墾自給。當時，明朝為了加強北部邊疆的防務，在長城沿線設置了9個鎮(zhèn)，其中河隴地區(qū)就占了3個鎮(zhèn)，分別為寧夏鎮(zhèn)、固原鎮(zhèn)、甘肅鎮(zhèn)。河隴三鎮(zhèn)處于西北邊陲，駐軍十七八萬，由于交通不便，運輸困難，供應問題就更大，屯田便顯得更加重要。尤其是甘肅鎮(zhèn)地處河西，既防御已被趕到北方但不甘心失敗的蒙古貴族勢力，又要扼制西域，還要阻隔蒙古與吐蕃的聯系，地理位置和軍隊的作用十分重要，所以明王朝對河西的屯田非常重視。據《河西志》記載，明朝初年，朝廷大量從山東、山西、河南、陜西等地向河西移民屯墾。來者，每人授田五十畝，又給牛只，籽種，教以種植方法。

　　由于實行屯田制度，使當地荒田得到了大量的開墾，使邊地原來以畜牧業(yè)為主的經濟過渡到以農業(yè)為主，同時，軍民收獲有所增多，這樣又減少了軍需運輸之勞，減輕了人民的勞役和賦稅負擔。到明洪武三十一年（公元1398年），涼州、西寧、永昌、肅州、莊浪衛(wèi)所的正軍已做到了自給有余。由于邊防的加強和鞏固，又使內地移民與邊疆各族能在經濟上取長補短，生活上互相影響，安定了邊疆，并且使中西經濟、文化交流的絲綢之路得以暢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