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隨著精準扶貧方略在全國范圍內推行，鄉(xiāng)村面貌發(fā)生了巨大而深刻的變化，脫貧攻堅取得決定性成就。新時代召喚作家聚焦于這一偉大的歷史進程，一系列反映精準扶貧的作品脫穎而出，豐富了鄉(xiāng)土文學的內涵和表達。

　　當下變革結合歷史傳統

　　書寫大時代，需要具備足夠的思想穿透力，如何穿透繁雜的現實，在零碎的細節(jié)中把握時代的總體性特征、理解時代的精神內涵，對作家而言有相當的難度。善于將精準扶貧給當下農村、農民和農業(yè)生產帶來的變化置于豐厚的歷史土壤中進行表達，是新時代扶貧文學的一個特征。賀享雍的十卷本《鄉(xiāng)村志》本著“為時代立傳，為鄉(xiāng)村寫志，替農民發(fā)言”的宗旨，以賀家灣為中心，探討半個多世紀以來農民與土地的關系，最后一卷《天大地大》尤其將重點放在精準扶貧上。當精準扶貧被置于闊大的歷史背景下，賀家灣也成為當代中國鄉(xiāng)村變遷的一個縮影。趙德發(fā)的《經山?！访恳徽麻_頭都有一個小引“歷史上的今天”，將當下置于更加悠遠的歷史時空，把鄉(xiāng)村扶貧工作中的每一點變化都納入正在進行的歷史進程，在寬闊的歷史視野中映照出新時代的生機與力量。李明春的《山盟》則從20世紀的革命傳統中追尋時代脈搏，村頭巖壁上的石刻“共產黨是給窮人找飯吃的政黨！”是當年紅軍刻下的誓言，它提醒人們，當下的扶貧工作和革命傳統一脈相承。小說中早年參加紅軍的爺爺、長期投身民政工作的父親和現在作為駐村干部的孫子一家三代從事農村建設的家族史，正是這一革命傳統的真實寫照。這些創(chuàng)作將精準扶貧工作置于較為宏大的歷史背景中，有利于在更深廣的意義上理解新時代鄉(xiāng)村的特征，建構鄉(xiāng)村審美經驗。

　　外部幫扶激發(fā)內生動力

　　駐村干部大都是從城市到農村開展扶貧工作的，“外來者”視角就成為當下扶貧文學的主導性敘事模式。但是，外來者如何才能真正進入鄉(xiāng)村內部，關涉到文學呈現出怎樣的鄉(xiāng)村經驗，如果僅僅停留在無關痛癢的外來者視角或者機械的政策解讀層面，就會影響寫作的有效性。不少扶貧文學堅定人民性立場，采取平視視角，致力于表現扶貧干部的成長、幫扶對象物質生活和精神面貌的改善，成為新時代扶貧文學的一個特征。譬如《經山?！贰短齑蟮卮蟆贰毒剖莻€鬼》等小說在外來者視角中加入成長小說的元素，將基層駐村干部的成長與鄉(xiāng)村面貌和村民命運的改變結合在一起，反映出扶貧工作既是幫扶他人的過程，也是自我成長的機遇，體現出為人民服務的時代內涵。同時，扶貧文學并未停留在對國家?guī)头稣叩慕庾x上，而是試圖表明，政策的外在力量與農民內生力量的結合才是實現脫貧的必由之路。老藤將《戰(zhàn)國紅》的敘事重點放在激發(fā)農民的主體性上，曾經的文藝青年、網紅和村里其他年輕人逐步成長為鄉(xiāng)村建設者；陳毅達的《海邊春秋》里，開發(fā)海島的主體是本地成長起來的年輕人，正是他們在與外來資本的博弈中，實現了家鄉(xiāng)發(fā)展。這些扶貧干部和鄉(xiāng)村中堅力量交相輝映，共同建構起新時代社會主義新人形象。

　　一手材料孕育個性表達

　　火熱的現實和身臨其境的生活體驗提供了大量嶄新的文學素材，扶貧文學中不少故事都直接源于作者的扶貧日記或訪談等第一手資料，這是時代與生活的饋贈。在充分把握時代精神的前提下堅持個性化表達是新時代扶貧文學的一個特征。韓永明的《酒是個鬼》聚焦精神扶貧，不僅讓扶貧對象老謝通過“扶志”重獲做人尊嚴，也讓扶貧隊員老王在忘我的工作中獲得他人的認可和自我成長。在此，國家話語與個性表達得到統一，既聚焦鄉(xiāng)村扶貧須挖掘內生動力這一重要話題，又延續(xù)了韓永明一向關注轉型期普通人精神狀況的寫作特點。曉蘇在《撒謊記》中以不無反諷的筆法續(xù)寫他的油菜坡故事，陳應松在《火燒云》不無殘酷但也不乏溫情的故事中豐富著他的神農架系列，這些作品既具強烈的時代特征，又有作家鮮明的個人烙印。

　　藝術形式上的創(chuàng)新與探索也豐富了鄉(xiāng)土文學的美學特質。扶貧工作有嚴格的組織程序和工作流程，有明確的工作任務和考核目標，如果沒有獨特的藝術眼光和感悟力，很難講出好故事。老藤的《遣蛇》一改就事論事的寫法，仿照偵探小說和推理小說的形式徐徐展開，不僅讓小說更好看，隨著真相被解開，也將“呼蛇容易遣蛇難”這句諺語延伸開來，讓每一個人反觀自己內心的那條“蛇”，引發(fā)讀者思考。章泥的《迎風山上的告別》以殘障兒童的視角講述了一個有溫度的脫貧攻堅故事，李司平的《豬嗷嗷叫》則以輕松幽默的形式書寫鄉(xiāng)村扶貧過程中的一場“鬧劇”，在藝術形式上進行了卓有成效的新探索。

　　同時，減貧工作具有艱巨性、復雜性和長期性，應當注意的是，簡單化的樂觀想象也會遠離鄉(xiāng)村現實，像《迎風山上的告別》中深山里的每個殘障孩子都因為過人的文藝天賦脫貧，《豬嗷嗷叫》的結尾用一句“村里的野豬養(yǎng)殖場弄起來了！村里的人都順利脫貧了！”宣告勝利，或許都有些失之理想化。當作家以在場的姿態(tài)進入鄉(xiāng)村的精準扶貧現場時，如何跳出繁復龐雜的表象，沖破僵化的思維定勢，在更闊大的時空里建構新時代鄉(xiāng)村敘事的坐標，是每一個寫作者需要進一步思考的問題。

　　鄉(xiāng)村前所未有的發(fā)展，已經深深嵌入中國現代化的整體社會圖景，對新世紀鄉(xiāng)村的文學想象也遠遠超出20世紀鄉(xiāng)土文學的啟蒙模式、浪漫田園模式和社會主義農村題材模式。正如賀享雍的《天大地大》開頭喬燕的遭遇所隱喻的那樣，喬燕作為駐村第一書記進入賀家灣的第一天，不斷將眼前的景象和想象中的鄉(xiāng)村對比，發(fā)現她進入的是一個完全出乎意料的情境，面對的是完全陌生的農民。如何盡快讀懂鄉(xiāng)村，是喬燕開展工作第一緊要的事，如何理解和書寫當下鄉(xiāng)村的新變化，則是每一個寫作者需要面對的新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