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作品在日本

　　眾所周知，老舍先生在其作品中曾用大量篇幅控訴和聲討日本軍國主義。然而，出人意料的是，日本學界和廣大讀者卻對老舍作品有著濃厚的興趣和親切的感情。據(jù)調查，在老舍作品的海外傳播過程中，日本是譯介最早、譯本種類最全、研究成果最多的國家。有學者指出，在中國現(xiàn)代作家群體中，“就中日文學關系來講，除魯迅先生外，老舍是可以當之無愧地列入首批研究對象的人。”現(xiàn)在，讓我們沿著跌宕起伏的歷史長河，去探尋和感受老舍作品在流布日本過程中那直擊人心的力量。

　　前文已述，日本是海外第一個譯介老舍作品的國家。1939年，豬俁莊八首次將老舍的短篇小說《大悲寺外》譯成日文。此后三年，長篇童話《小坡的生日》(1940)、長篇小說《趙子曰》(1941)和《牛天賜傳》(1942)相繼被翻譯出版。

　　1943年，東京新潮社翻譯出版了長篇小說《駱駝祥子》。該小說的譯者叫竹中伸，當時是一名在北京居住了20余年的日本駐華大使館一等翻譯。竹中伸對《駱駝祥子》推崇備至，認為該小說“對現(xiàn)代中國社會的真實形態(tài)，縱橫揮舞起了鋒利的手術刀。其原文行文流暢而華美、描繪精致，實在是世界一流小說。”但總的來說，由于戰(zhàn)爭的影響，老舍的上述小說在當時并未引起普通讀者的注意。

　　老舍作品在日本的傳播有兩次熱潮。第一次熱潮發(fā)生在二戰(zhàn)結束后的五十年代前半期，當時的日本社會正處于對侵略戰(zhàn)爭進行反省的思潮中。1951年，《四世同堂》由鈴木擇郎等4人合譯出版，旋即在日本刮起了一股“老舍旋風”。這是因為，《四世同堂》描寫的中國人民的苦難命運和對侵略者的英勇抗爭，為日本人民的反省提供了豐富而形象的資料。小說家阿部知二談及對《四世同堂》的感受時曾說：“每當讀到有關日本兵的罪惡時，就沉入一種錐心般的痛苦中，感嘆不已。”以《四世同堂》日譯本的出版為契機，在之后的1954年—1955年短短兩年多時間里，日本幾乎編譯出版了老舍先生的全部重要作品，形成了老舍作品在日本傳播的第一次熱潮。

　　這一時期，老舍先生的另一部代表作《駱駝祥子》被改編成名為《一個名叫駱駝的人》的廣播劇在東京電臺廣播，使得祥子、小福子的名字家喻戶曉。翻譯過《老舍作品集》的岡本隆三曾談到，他在東京的一家關東煮飯館聽到過老板娘關于小福子(《駱駝祥子》中的人物)的談話。她說自己的心靈深處也住著一個小福子，這令岡本非常吃驚，沒想到《駱駝祥子》的影響如此之大，已經浸透到了普通日本人的心中。

　　《駱駝祥子》在日本的傳播，助推了之后的學界相關研究。北浦藤郎認為《駱駝祥子》生動地展現(xiàn)了處于革命前夜的中國社會黑暗的世間百態(tài)，具有深刻的思想性：“盡管書中并沒有《紅巖》那樣的(對敵斗爭的)積極性和果敢的斗爭，也沒有驚天地泣鬼神的壯烈場面；但給讀者這樣一種預感：(彌漫在小說中的)那種沉悶的空氣馬上就要爆炸、破壞并燒盡世間的所有。”對《駱駝祥子》中展現(xiàn)出的高度的藝術性，他也非常欣賞，感嘆地說：“車夫祥子被描寫得活靈活現(xiàn)，手足的動作、奔跑的律動感、甚至連體臭都能感受得到，一切恍若眼前。”應該說，北浦藤郎的認識是比較準確的。

　　第二次熱潮發(fā)生在中日關系正?；蟮?0世紀八九十年代。七十年代，隨著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實現(xiàn)，老舍作品在日本的傳播迎來新契機。改革開放以來，日本希望通過文學這個窗口深入細致地了解中華民族走過的不平凡的道路，對老舍作品的譯介活動也隨之再次出現(xiàn)熱潮。如《駱駝祥子》就有7種以上譯本。1981年—1982年，《老舍小說全集》日譯本出版。該系列叢書共10卷，幾乎囊括了老舍先生的全部重要小說。1983年9月，話劇《茶館》赴日演出時，曾在25天時間里演出23場，觀眾達3萬多人，轟動全日本。一位老人看了《茶館》后，激動地說：“看到賣孩子和王利發(fā)上吊的時候，我流了淚，因為我們日本人也同樣有賣兒女的經歷。”

　　隨著譯介的廣泛展開，對老舍及其作品的研究也呈現(xiàn)出新局面。1984年3月，世界上第一個全國性的老舍研究組織——全日本老舍研究會在名古屋成立(我國的老舍研究會成立于1985年)。該會以日本學者一貫的重事實考據(jù)、嚴謹認真的治學態(tài)度多次組團來華考察，甚至沿著祥子拉洋車走過的大街小巷，重走了一遍“祥子之路”。

　　學界普遍認為，老舍作品在日本之所以受到讀者歡迎和學界認可，是因為作品中描寫凡人小事悲歡離合的“庶民性”滿足了日本廣大市民階層的審美需求；散發(fā)著市井氣息、幽默中透著酸楚的語言風格投合了日本讀者的語言趣味；老舍先生的愛國精神和謙遜平和的風度為日本學界所感佩。作家水上勉曾在紀念老舍先生的文章《蟋蟀葫蘆》中回憶說：“他完全不像個大作家，莫如說更像我的叔父——一位鄉(xiāng)村校長。”筆者認為，除了上述原因外，還有以下兩個因素可供商榷。

　　首先，透過老舍先生的文學世界可以更好地解讀中華民族的生命狀態(tài)和精神存在，進而反思日本的國民性。岡本隆三認為：“只要生存于容許邪惡存在的社會結構中，無論什么人，在內心的某個地方都寄居著阿Q的敗北主義或祥子的奴隸性個人主義，以此與現(xiàn)實相妥協(xié)。正因為如此，盡管手法古舊，《阿Q正傳》《駱駝祥子》現(xiàn)在仍然給很多日本人帶來感動。……它讓日本讀者聯(lián)想到了本國現(xiàn)實社會中的尖銳化問題。”

　　其次，老舍先生在作品中把日本人民和軍國主義者明確區(qū)分開來。如在《四世同堂》中，老舍塑造了一個對戰(zhàn)爭逐漸反省的日本老太太的形象。當她的兩個兒子被送上戰(zhàn)場成為炮灰、兒媳成為營妓后，她說：“我詛咒叫這兩個孩子(指她的孫子)的父親變成骨灰、媽媽變成妓女的人！”這樣的遭遇和心境，自然會引起有過類似經歷的日本廣大讀者地情感共鳴。

　　1965年春，老舍先生訪問日本時曾賦詩一首：“友誼花開春滿城，高歌攜手賞紅櫻。深情何忍匆匆別，再唱‘東京與北京’！”世事滄桑，55年后的今天，經歷了溝溝坎坎的中日兩國又站在了新的歷史起點上。期待并相信老舍作品會在新時代，繼續(xù)為兩國的民心相通和文化交流架起一座友誼的橋梁。

　　(作者：楊延峰，系天津師范大學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