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我喜歡寫人，我愛人”

　　曹禺

　　《日出》手稿 資料圖片

　　北京人藝版《雷雨》劇照 資料圖片

　　俄羅斯文學評論家別林斯基曾經(jīng)說過：“在所有的批評中，最偉大、最正確、最天才的是時間。”我想他的意思是說，任何批評家曾經(jīng)的意見，都不如歲月的甄別、時間的遴選。時間如大浪淘沙，不僅讓那些平庸之作隨波而逝、蕩然無存，更能顯露出優(yōu)秀作品內(nèi)在的璀璨，使之更加光彩奪目。

　　今年是曹禺先生誕辰110周年，辭世24周年，也是他的成名作《雷雨》發(fā)表86周年。隨著時間的流逝，曹禺劇作的影響與日俱增，他在中國現(xiàn)代戲劇史、文學史上的地位仍然呈現(xiàn)上升態(tài)勢。那么，是哪些因素決定了曹禺及其劇作歷久彌新，成為學界持續(xù)關注的話題，舞臺上永不落幕的經(jīng)典？或者說，作為一名劇作家，曹禺留下的寶貴財富是什么？

　　1.徹底扭轉(zhuǎn)話劇舞臺仰仗譯作的“跛足”格局

　　曹禺的意義，首先在于他為中國現(xiàn)代話劇舞臺提供了優(yōu)秀的、完全符合西方戲劇規(guī)范的文學腳本。

　　話劇作為一種舶來品，如何使之在中國的土壤上落地生根、開花結果，是20世紀前期中國戲劇工作者一直努力解決的歷史難題。如果說1924年洪深改編并執(zhí)導《少奶奶的扇子》獲得成功，標志著西方話劇演出形式開始得到中國觀眾的認可，那么十年后，曹禺《雷雨》的問世，則意味著中國戲劇舞臺已經(jīng)擁有真正屬于本土的話劇創(chuàng)作，從而進入中國現(xiàn)代戲劇發(fā)展的新時段。

　　與先前翻譯改編之作的本土化處理有著本質(zhì)不同，《雷雨》講述的是一個地道的中國故事，表現(xiàn)形式卻是純正的西方古典戲劇。得益于南開中學劇社文化和清華大學外文系濃郁的戲劇氛圍，曹禺對自古希臘以來西方戲劇的經(jīng)典之作頗為熟悉，并熟練地掌握了話劇這一外來樣式的寫作技巧。

　　正如評論家們經(jīng)常提到的，話劇《雷雨》嚴格遵循三一律，無論是戲劇沖突、懸念的設置，還是回溯式技巧的運用，乃至極富動作性的人物語言、細致完備的舞臺提示，無不顯示出劇作家對西方編劇手法的熟諳。同時不要忘了，這可是一出不折不扣的大戲，全本演出時長在四小時以上。盡管80余年來，我們對《雷雨》的認識、評價屢有變化，但無可否認的是，在中國現(xiàn)代戲劇史上，《雷雨》不僅具有里程碑的意義，而且是當之無愧的扛鼎之作。

　　曹禺繼《雷雨》之后創(chuàng)作的《日出》《原野》《北京人》《家》同樣堪稱經(jīng)典。尤其值得稱道的是，在這些作品中，曹禺自覺借鑒西方現(xiàn)代戲劇的寫作技巧，不斷嘗試新的表現(xiàn)形式，同時又融入鮮明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在某種意義上說，正是有了曹禺及其創(chuàng)作（當然也還有其他劇作家如丁西林、李健吾、田漢、夏衍等人的努力），20世紀30年代以來中國話劇舞臺才徹底扭轉(zhuǎn)了仰仗譯作的“跛足”格局，而中國現(xiàn)代戲劇創(chuàng)作也才真正躋身于文學行列，成為可以和詩歌、小說、散文并駕齊驅(qū)的存在。時至今日，曹禺的上述作品仍是各大劇院的保留劇目，地方劇種和影視移植、翻拍的對象，更是戲劇院校學生的必修功課。

　　2.“人是多么需要理解，又多么難以理解”

　　曹禺的意義還在于他成功地塑造了一大批人物形象，豐富了中國現(xiàn)代文學的人物畫廊。

　　曹禺是寫人的高手。他擅長將人物置于尖銳的戲劇性沖突之中，展示、描摹人物豐富而復雜的內(nèi)心世界；他也擅長賦予人物充分個性化的語言，或?qū)Π?，或獨白，于舉手投足、一顰一笑之間顯露人物的性格特征；他還擅長利用道具、音響等因素營造舞臺氛圍，烘托、渲染人物的心境，推動劇情的發(fā)展，使演出在敘事之外兼具詩的情韻。

　　曹禺前期創(chuàng)作的五部作品，塑造了個性鮮明，令人過目難忘的人物群像。如《雷雨》中的繁漪、周樸園、四鳳、周萍、魯貴，《日出》中的陳白露、潘月亭、李石清、方達生，《原野》中的花金子、仇虎、焦大星、焦母，《北京人》中的愫芳、曾文清、曾思懿、江泰，以及《家》中的覺新、瑞玨、鳴鳳、梅表姐等，都在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上占有一席之地。通過這些人物形象的塑造，曹禺融入作家本人深切的人生體驗和博大的人文關懷，形象而生動地詮釋了“文學是人學”這一至理名言。

　　曹禺寫人，尤其重視揭示人性的多面樣態(tài)。他筆下的人物是立體的，而非平面的；是圓形的，而非扁平的；是一個個有血有肉的真實可感的存在，而不是某種社會身份的標簽。曹禺說過：“我喜歡寫人，我愛人，我寫出我認為英雄的可喜的人物，我也恨人，我寫過卑微、瑣碎的小人。我感到人是多么需要理解，又多么難以理解。沒有一個文學家敢說我把人說清楚了。”可以說，對人性的探討和關注人的生存處境，始終是曹禺戲劇創(chuàng)作的出發(fā)點和歸宿點，也是曹禺劇作能夠取得如此成就的根本原因。

　　進而言之，曹禺劇作之所以歷演不衰、光景常新，成為學術界不斷討論的對象，也就因為這些作品并不止于社會問題，而是深入人性的內(nèi)面，從而表現(xiàn)了具有超越性的文學母題。

　　應該說，曹禺在人物塑造上的成功，是其劇作能夠成為現(xiàn)代文學經(jīng)典的重要前提。他是一個卓越的劇作家、文學家。

　　3.“一個寫作的人，對種種大問題，要有一個看法”

　　曹禺對其創(chuàng)作意圖的闡述和創(chuàng)作經(jīng)驗的總結，同樣是他留給后人的一筆寶貴財富。

　　曹禺是一個優(yōu)秀的劇作家，但他的貢獻并不止于創(chuàng)作領域，在戲劇理論，尤其是戲劇創(chuàng)作理論和技巧方面都有獨到的見解。他早年寫作的《〈雷雨〉序》和《〈日出〉跋》兩篇長文，不僅對后人理解、排演這兩出戲具有不可替代的價值，而且折射出曹禺本人的戲劇創(chuàng)作理念和美學追求。除此之外，曹禺后來寫作的《編劇術》《漫談劇作》《戲劇創(chuàng)作漫談》《我的生活和創(chuàng)作道路》《我對戲劇創(chuàng)作的希望》《和劇作家們談讀書和寫作》等文章，包括大量劇評，也都結合自己的閱讀和創(chuàng)作經(jīng)驗，從不同角度為怎樣才能寫出優(yōu)秀劇作提出不少真知灼見，值得今人學習借鑒。

　　譬如在《編劇術》一文中，曹禺寫道，劇作家必須有一種戲劇的整體意識，必須熟悉“戲劇本身”。和小說、詩歌、散文等文體的創(chuàng)作不同，戲劇特為舞臺演出而作，因此劇作家應該深知戲劇受制于舞臺、演員、觀眾，“戲劇原則、戲劇形式與演出方法均因為這三個條件的不同而各有歧異”。此外，關于材料的收集，主題的確立，人物的塑造，以及寫作時應該注意的若干問題，如開場、動作、高潮、結局、對話等，曹禺也都提出了很好的意見。

　　這還不是曹禺戲劇創(chuàng)作理論中最值得關注的部分。依我之見，曹禺有關戲劇創(chuàng)作最重要也是最核心的觀點是強調(diào)劇作家的創(chuàng)作必須從生活出發(fā)，遵從自己的內(nèi)心感受。

　　他說過，“《雷雨》對我是個誘惑”，“寫《雷雨》是一種情感的迫切的需要”。談論戲劇創(chuàng)作時曹禺也一再告誡“要寫從自己的精神世界中真正深思熟慮過的，真正感動過的，真正是感情充沛的東西”。他還強調(diào)“寫劇本一定要有真情實感，總是會有一個地方使你激動，讓你產(chǎn)生非寫不可的創(chuàng)作沖動，于是你就把許多事情集中和貫穿在一起”。

　　曹禺還希望劇作家同時也是一個思想家，傳達自己對社會、人生的感受和思考。他說：“一個寫作的人，對人，對人類，對社會，對世界，對種種大問題，要有一個看法。作為一個大的作家，要有自己的看法，自己的思想，有自己的獨立見解。”曹禺認為，劇作家應該在作品中提出能夠引發(fā)觀眾思考的問題，并以藝術的形式呈現(xiàn)出來。這是作品的思想性所在，也是作品能夠打動人、獲得歷久不衰的藝術生命力的關鍵。

　　曹禺是中國現(xiàn)代最負盛譽的劇作家，人們每每將曹禺稱為“中國的莎士比亞”。在我看來，曹禺也是“中國的易卜生”“中國的奧尼爾”“中國的契訶夫”。他是一位現(xiàn)代劇作家，明顯受西方現(xiàn)代派戲劇影響，在《雷雨》《原野》《北京人》等劇作中多少可以看出曹禺對上述劇作家的借鑒。更重要的是，曹禺是一位走向世界的中國劇作家，其聲名早已遠播海外。（鄒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