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曉聲：寫下那些我佩服的青年

　　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

　　作家的職業(yè)可以從多方面詮釋，但有一點肯定是不會錯的，即——塑造形形色色的人物，給更多的人也就是讀者看。

　　上世紀90年代中期，我寫過一篇長文《掃描中國女性》，文中對某些困難家庭中的長女表達了敬意，認為她們是那些家庭中的“責任天使”。

　　后來我收到一個女孩的來信，說她的“小五姨”就是那樣的“天使”。信中有段文字給我留下極深的印象——“小五姨”是姐妹中受教育程度最高的（高中畢業(yè)）；是家族中最早離開山里農村到深圳打工的人；于是呢，“小五姨”在深圳所租的那間小屋，仿佛成了家鄉(xiāng)設在深圳的“辦事處”。到了可以打工的年齡，外甥、外甥女們以及同村甚至外村的小青年，紛紛投奔到“辦事處”來，多時連地上都橫七豎八睡著人。“小五姨”早上像跳芭蕾舞似的在身體之間回旋，尋找鞋子。她從無怨言，盡量為每一個投奔到自己名下的小青年排憂解難。可“小五姨”只不過輩分大，年齡并不大，才25歲……

　　那封信使我很感動，我附上自己的感言，把它轉給了一家雜志發(fā)表了；似乎當年的《讀者》也轉載了。

　　原來“責任天使”未必是一個家庭的長姐！

　　那個我從沒見過的“小五姨”，從此存活在我的腦海中了。有時會忘記她，有時會聯(lián)想到她，徹底忘記已成不可能之事。每一次聯(lián)想到她，從她的樣貌、性格到她的心靈和人生觀，一次比一次更加清晰。再聯(lián)想到時，仿佛她在對我說：“還不把我寫出來嗎？”

　　我越來越覺得，她是值得我“寫出來”的。

　　她的“出生”非常順利。因為動筆時，頭腦中的她已經呼之欲出了。

　　中國之大多數(shù)“80后”是獨生子女，“90后”“00后”及以后若干代可能也是如此。出生政策雖已放開“二胎”了，但多數(shù)家長恐怕寧愿選擇做獨生子女的父母。

　　獨生子女由于是一個家庭的“獨苗”，也必然會是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心目中的“寶貝疙瘩”，這使他（她）們想不以自我為中心，都不知怎么才算不“自我中心”——“自我中心”幾乎成了他們自然而然地“本我意識”。

　　故而，以我這一代人的眼光來看“80后”，不免“毛病”多多。

　　如今，年齡最小的“80后”30多歲了，年齡最大的40多歲了，而我從他（她）們身上所看到的，已不再是“毛病”，而是可敬的方面了。

　　首先有一點使我十分佩服，那就是——我們成長于物質普遍匱乏的年代，而他們的成長背景物質誘惑多多，有時形成誘惑的泡沫堆，從四面八方包圍，撕扯成長期的少年和初入社會的青年，大有淹沒之勢。第二點是，我們就業(yè)后經歷了較長的“收入普調”和“住房分配”時期，這使全中國同齡的腦體力勞動者，在收入方面的差別并不大，今天看來，那種差別幾可忽略無視。而我們的下一代，在尚未就業(yè)之前，就已受到收入差別天上地下般的現(xiàn)實的巨大壓力。

　　而實際情況是——中國的“80后”，總體上非但沒有自暴自棄，沒成為“垮掉的一代”，沒成為社會的“零余者”，反而越來越成為各行各業(yè)的中堅力量。不消說，他們大多是平凡的，但“拒絕平庸”顯然是他們的“代精神”。努力點兒、再努力點兒，優(yōu)秀點兒、再優(yōu)秀點兒，也成了他們不言自明的共識。

　　我常捫心自問，如果我這一代人集體回到少年和青年時期，經歷他們所終日面對的誘惑和財富分配差異的巨大刺激，我們果真能表現(xiàn)得比他們更好嗎？

　　以我自己而言，我的回答是否定的。

　　我也常起一種大的沖動，想從他們的內心深處探究他們的真情實感，叩問他們是如何做到的？

　　我一向是被采訪者，沒有機會采訪年輕人。即使有那樣的機會，也未必能獲得如實的回答。

　　于是我又聯(lián)想到了“小五姨”——她是文學作品中的“那一個”，就經歷而言，與后來的年輕人有一致性，也有獨屬于她自己的特殊性。

　　然而就那種不甘自暴自棄、不甘“垮掉”、不甘成為“零余者”的內在精神來說，我認為我筆下的主人公們，與當下大多數(shù)青年或許會是“知音”。而在這一點上，我筆下人物的性別已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筆下的方婉之和李娟們，會成為當下青年們的朋友嗎？

　　毫無疑問，“她們”已成為我的“忘年交”，我因有這樣的朋友而愉快。

　　我活到今天，由文學作品而結識的朋友也已不少，有些是別的作家介紹給我的，有些是我自己“塑造”出來的。我“塑造”了他（她）們，并不意味著我比他（她）們高出一等；恰恰相反，他（她）們往往也對我為人處世的態(tài)度產生了深刻而良好的影響，成為我精神上的良師益友。

　　至于方婉之們，她們肯定也會有她們的“社會關系之和”。“她”在人世間境遇怎樣，我也只能深情關注……（作者梁曉聲，系著名作家、茅盾文學獎得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