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明文選》 資料圖片

　　《昭明文選論考》 力之 著 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近捧讀當代“選學”研究的重要學者、廣西師范大學教授力之的《昭明文選論考》（獨秀學術文庫之一種，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20年12月版。后徑稱《論考》），筆者謂此書堪稱《文選》研究的扛鼎之作，有著重大的學術貢獻，是該研究領域最新進展的優(yōu)秀成果，且為并世研究該門學科樹立了邏輯方法論的標桿。是書與其著者，誠如中國社科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先唐文學研究與經(jīng)典解讀”項目首席研究員范子燁在《序》中所說：“在我們的時代有如此優(yōu)秀的學術著作出現(xiàn)，是一件值得慶幸的事，而擁有力之這樣的學者，更是我們時代的奢侈”；“力之先生固非一世之人，而此書亦非一世之書”。

　　如何更好地推進當代《文選》研究，使之躍上一個更高的平臺，而不是在一個低層次上打轉(zhuǎn)？力之教授是書對此給出了精彩的回答與詮釋。筆者讀之如飲醍醐，啟發(fā)與感觸良多，特別是其解決問題的思路與方法、所取得的成就。這不禁使我想起湯炳正（景麟）先生的一句話，即“真正的科學結論，往往是看準穴道，一針見血，經(jīng)絡通暢，手到病除”。

　　《論考》所收25篇論文（36萬字），皆系著者近20年來發(fā)表在《文學評論》《中山大學學報》《古典文獻研究》等刊物上的。全書析為三編：上編《關于成書及分類研究之方法問題》；中編《編者及編撰的其他相關問題論考》；下編《作品諸問題論考及其他》。

　　我向來以為邏輯思維（思想方式與洞察力）是學術研究的靈魂與命脈，亦可以說是利器。問題是，現(xiàn)在不少論著恰恰是不講邏輯的，甚至是自說自話，從而致使其結論往往是人云亦云，甚至漏洞百出，完全經(jīng)不起推敲。說嚴重點兒，這樣的文字可謂禍棗災梨。在筆者看來，力之先生是當今《文選》研究領域為數(shù)不多的非常重視方法論而以邏輯思辨能力見長的標志性學者——王立群先生在其出版于2003年的《現(xiàn)代〈文選〉學史》中曾說：“力之是一位介入《文選》研究較晚卻極有特色的研究者……其文甚重思辨，對諸史的用語極為講究。”如其在本書中提出并具體運用的“跳出《文選》觀《文選》，就整體考察部分”“將古人的問題還歸古人，置個別于當時的文化背景下考察”“從始點或岔口處辨路向，就原典本身察是非”等研究方法，將會給文史與文獻研治者以思維上的啟迪，從而推動與促進相關研究的進一步發(fā)展。

　　是書佳例甚夥，這里不一一列舉，僅以其《關于〈文選〉成書研究的方法問題》一文為例而略說之。著者認為，學界對《文選》成書“相關方面的研究存在著不少問題，乃出在研究方法上。而對學術研究而言，文獻的支撐與研究方法均是至為重要的，然后者長期以來得不到應有的關注……今僅就‘跳出《文選》觀《文選》，就整體考察部分’等四個方面展開探討。一者，以期對《文選》成書研究的推進有所助益，進而能對相關學科的相關研究有所啟迪；二者，拋磚引玉，以期引起學者們對研究方法有更多的關注與進一步之重視”。

　　在第一個問題“跳出《文選》觀《文選》，就整體考察部分”中，又分為“跳出《文選》以究其編纂工作量之大小”“用就整體考察部分之方法考察《文選》的成書狀況如何”“用就整體考察部分之方法考察《文選》編者及其相關問題”；在第二個問題“將古人的問題還歸古人，置個別于當時的文化背景下考察”中，又分為“以古還古以究《文選》的成書狀況”“關于《文選》摘史辭以為所錄作品之序的是非問題”“關于李善因某題名與‘集’異而謂其‘誤’的問題”；在第三個問題“將相關問題置于文獻可信度的層面上考察”中，又分為“從文獻可信度的層面上考察《文選》編纂過程之‘兩階段’說”“對前賢時彥之說，先驗其所據(jù)文獻有無問題”；在第四個問題“從情理：邏輯的層面上考察”中，又分為“關于選文標準的問題”“關于《文選》的性質(zhì)：從是私人編纂還是官書性質(zhì)的角度看”。統(tǒng)而言之，從上面所舉之例看，著者治學甚有獨到之處，觀此或不難體會到其何以能在《文選》研究上取得那么多歷史性的突破與貢獻。但是著者這些方法還遠沒有得到學者們應有的重視。我以為忽略這些方法的研究，其結果往往確“似是而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者自當明之”。

　　我們知道，關于《文選》的編者，姚思廉的《梁書》與李延壽的《南史》均說是昭明太子，而略晚于姚氏、與李氏大致同時的唐人元兢的《古今詩人秀句序》及其后的宋人《中興書目》則分別有“蕭統(tǒng)與劉孝綽等撰集《文選》，自謂畢乎天地，懸諸日月”說與“（蕭統(tǒng)）與何遜、劉孝綽等撰集”《文選》之注。據(jù)此，著者從七個方面進行了精審的考證，其結論云：“唐代的‘選家’如李善、‘五臣’（包括呂延祚）等無一家同《古今詩人秀句序》與《中興書目》說者，此其一；其二，唐‘景龍’（707—710）時人吳從政‘刪宗懔《荊楚歲時記》’等書而來之《襄沔記》有‘襄陽有文選樓，金城內(nèi)刺史院有高齋，昭明太子于此齋造《文選》’說等，然‘此齋’與蕭統(tǒng)‘造《文選》’毫無瓜葛，其雖生于襄陽，卻數(shù)月后便‘隨母還京都（建康）’，故‘于此齋造《文選》’云云可謂是‘從這敬愛上穿鑿出來’的……其四，如《呂氏春秋》《淮南子》一類出于眾門客之手的書，史家或注家均有說明；其五，《梁書·劉孝綽傳》說‘太子文章繁富，群才咸欲撰錄，太子獨使孝綽集而序之’，而此‘集’易被誤作《文選》；其六，《梁書·昭明太子傳》之‘(太子)引納才學之士，賞愛無倦。恒自討論篇籍，或與學士商榷古今’說，其與太子集‘才學之士’編纂《文選》非為一事；其七，略加比觀《文心雕龍》與《文選》，便可推知無論是工作量還是難度，前者均大于后者，即就《文選》編纂工作量言，昭明太子憑一己之力可完成，等等。總之，用就整體考察部分的方法對《文選》編者及其相關問題進行考察，其結論才會經(jīng)得起推敲，堅實可信。”而這正如著者在《關于〈文選〉篇題和卷目的差異與其文獻價值問題》一文的“結語”中所說：“將‘問題’置于‘網(wǎng)絡’中考察”，而非“看到‘線上’的某一現(xiàn)象便匆匆下斷語”。

　　“關于《文選》編纂工作量的大小如何，于史無證”，而“由于是書收錄了自周至梁近千年的130余位作家之700余首詩文，且史載太子‘引納才學之士，賞愛無倦。恒自討論篇籍，或與學士商榷古今；閑則繼以文章著述，率以為常……’故在不少研究者那里，首先想到的便是其非有個‘編纂班子’不可。于是，自然而然地出現(xiàn)了諸如‘昭明十學士’說、‘選樓諸子’說，等等。”對此，著者采用跳出《文選》來考察《文選》之法，并借助部分小于整體之“公理”，將本無可比性的詩文選本《文選》與理論著作《文心雕龍》作了切實的比較。他說，完成《文選》的“‘工程’還遠不如完成《文心雕龍》中的論文體部分及《辨騷》與《才略》這22篇的大”，而“劉勰之完成《文心雕龍》只花四五年的‘業(yè)余’時間，非傾其數(shù)十年的心血”，故“就《文選》編纂的工作量及其實質(zhì)性言，昭明太子憑一己之力完成是書并非什么難事”。又說：“僅就《文選》本身來考察其工作量大小，從研究方法的層面上說，無論如何均恐為思之未周所致。明乎此，便可知未考察《文選》的編撰工作量如何，就將一定的時間范圍內(nèi)之某年東宮進多位學士一事與太子編纂《文選》掛起鉤來，恐未免失當了。”著者的結論是，“《文選》乃正常完成之書，非倉促所就，而其編纂，則出于昭明太子一己之手”；“合‘顯內(nèi)證’與‘潛內(nèi)證’觀，《文選》之分類原本只能是‘三十九類’”，等等。這些結論，或言前賢之所未言，或?qū)脮r彥之所未至。按陳寅恪先生在《柳如是別傳》第一章《緣起》說法就是，“能探河窮源，剝蕉至心，層次不紊，脈絡貫注”。

　　著者的“從出發(fā)處辨路向，就《文選》本身考察”“從始點或岔口處辨路向而就原典本身察是非”說，我從日常生活到讀書治學方面皆有深刻的體會。兒時第一次隨家父上街，見公交車來了便激動地往上沖，家父忙拉住我說，你先看清楚這車是不是到我們要去的地方，再上好不？如坐錯車，結果如何可想而知。這件事給我留下極深的印象，自那以后我特別注意“辨路向”，所以在我的潛意識中和《論考》的觀點與方法產(chǎn)生了強烈共鳴。

　 《文選》是我國現(xiàn)存最早、影響最深廣的一部詩文總集，存在的問題也很多。《論考》著力解決的是“選學”中之難題，而由于著者研究之得法與對相關文獻理解之準確，因此能在一系列問題上得出精當?shù)膭?chuàng)造性結論。（湯序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