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于醉筆，最富天真”：王羲之《蘭亭序》

　　 蘭亭雅集 傅抱石/繪

　　《蘭亭序》素有“天下第一行書”的美譽。這件書法神品的作者王羲之，則是瑯琊臨沂（今屬山東）人。也可以說，這是中國東晉時代一位北方南遷世家子弟在江南青山綠水之間創(chuàng)造出來的藝術上品。

　　王羲之寫這篇文字時，已是51歲，書法風格臻于佳境爐火純青。是他書風成熟時期的代表作品。

　　這一年是晉穆帝永和九年，公元353年。農(nóng)歷三月三日，上巳節(jié)，古代習俗，得到水邊，臨水而祭，祓除不祥，即這篇文章里說的“修禊事也”。

　　這一天，天朗氣清，惠風和暢。山陰（今浙江紹興）蘭渚山下，名滿天下的謝安、“擲地當作金石聲”的“才筆之士”孫綽、名理精湛的高僧支遁，以及王羲之和他的兒子等41人，雅集蘭亭，列坐在溪流兩旁。溪水蜿蜒，斟滿了酒水的杯子，被這一次雅集的“司儀”放在溪水上，從上游順流而漂下來，酒杯停擱在了誰的跟前，誰就得飲酒賦詩詠懷。參加這一次風雅聚會的名士們，興致都很高，一共寫了37篇詩。37篇詩匯集成冊，大家又一致推舉王羲之寫序，這就有了這篇傳頌千古的《蘭亭序》。王羲之的這篇序之外，孫綽也寫了《蘭亭后序》，也是記敘這一次盛大的燕集的，只是名氣沒有羲之的這篇響亮。孫綽也是中國古代散文史上留得住名字的人物。

　　想來羲之當時是有些微醺了，蠶繭紙，鼠須筆，乘興揮灑，一氣呵成，仿佛有神助。所以《蘭亭序》無論文辭還是行書，俱渾然天成，隨意自然。潘伯鷹先生說“出于醉筆，最富天真”。據(jù)唐人何延之《蘭亭記》說，羲之醒來再想重復書寫，竟不可得當時的神韻。這或者也可作為藝術的“酒神精神”之一例中國旁證？

　　可惜這樣一件無上的書法妙品，原跡已給唐太宗李世民殉了葬，帶進了他的墓里，我們無緣得見真筆了，我們所能看到的，也只能是復制品了?，F(xiàn)存的重要的復制品，啟功先生《蘭亭帖考》概括主要是兩類：一類是宋代定武地方出現(xiàn)的石刻本，一類是唐代摹寫本。啟功先生梳理了世傳《蘭亭帖》各本子和各種舊說，去除種種可疑的說法和明顯附會無關緊要的事，給今天我們所見到的王羲之《蘭亭帖》復制品，做了一個比較簡潔清晰的說明：《蘭亭帖》唐初進入御府，有許多書手進行拓摹臨寫。后來真跡殉葬昭陵，世間只流傳臨摹之本。北宋時發(fā)現(xiàn)一個石刻本在定武，摹刻較當時所見的其他刻本為精，就被當時的文人所寶惜，而唐代摹臨之本，也和定武石刻本并行于世。定武本由于屢經(jīng)錘拓的緣故，筆鋒漸禿，字形也近于板重；而摹臨的墨跡本，筆鋒轉(zhuǎn)折，表現(xiàn)較易，字形較定武石刻近于流動；后人揣度，便以定武石刻為歐（陽詢）臨，其他為褚（遂良）臨。

　　不過歷來也有以為流傳的《蘭亭帖》不是王羲之的字跡。清末順德李文田就持這一看法。李文田說古稱右軍字“龍?zhí)扉T，虎臥鳳闕”，所以世無右軍之書則已，如果有的話，“必其與《爨寶子碑》《爨龍顏碑》相近而后可，以東晉前書與漢魏隸書相似，時代為之，不得作梁、陳以后體也。”李文田引的這八個字，出自梁武帝《書評》。今人黃永年先生也引錄梁武帝《書評》“王右軍書，字勢雄強”等句子，認為我們今天所見的《蘭亭序》為梁陳人書。這也是一種說法。但這些說法，也不一定靠得住。所以沒有能夠在書學史上占據(jù)主流。

　　我們看王羲之的這件《蘭亭序》書法，飄逸，空靈，自然，28行324個字，縱橫自如，即使是重復二十多次的“之”字，也是極盡變化，字同筆異而意殊。《晉書》里的《王羲之傳》評論羲之的字，“論者稱其筆勢，以為飄若浮云，矯若驚龍”，確是的評。今人沈尹默先生說羲之的字是“剛健中正，流美而靜”“美玉貞堅，寶光內(nèi)蘊”。這樣的法書，就算不歸入羲之名下，又何礙它所具有的藝術價值呢？可它到底還是羲之的字跡。

　　王羲之是行書的祖師，《蘭亭序》是王羲之書風成熟時期的杰作。這兩句話就可以作為《蘭亭序》在中國書法藝術史上的價值的主要表述了。

　　故宮博物院所藏《蘭亭序》，因卷上有唐中宗神龍年號小印，所以稱作“神龍本”，傳說為唐代馮承素雙鉤廓填本，紙本。按照啟功先生分類，這應該算是“唐代摹寫本”這個系統(tǒng)里所傳世的一種。啟功先生詩云“賴有唐摹存血脈，神龍小印白麻箋”，啟先生以為這個“神龍本”于原跡墨色濃淡不同處亦忠實摹出，“在今日所存種種蘭亭摹本中，應推最善之本”。至于是不是馮承素所摹寫的，也不能確考了。

　　南朝宋劉義慶著《世說新語》，其中的《企羨第十六》有一則記王羲之和《蘭亭序》：

　　王右軍得人以《蘭亭集序》方《金谷詩序》，又以己敵石崇，甚有欣色。

　　這段文字，大意是說，王羲之得知有人以《蘭亭集序》比《金谷詩序》，又把自己和石崇相提并論，流露出很欣喜的神色。石崇的《金谷詩序》，寫于晉惠帝元康六年，公元296年。石崇在他的別墅河南金谷澗邀集三十人雅燕，為征西大將軍祭酒王詡送行。眾人晝夜游宴，飲酒賦詩，匯成詩冊，石崇作《金谷詩序》。石崇，渤海南皮人，穎悟有才氣，伐吳有功，封安陽鄉(xiāng)侯，善詩文，這篇詩序名氣很大。所以王羲之“甚有欣色”。

　　不過今天的文學史家推崇羲之《蘭亭序》甚于石崇《金谷詩序》?！督鸸仍娦颉纷匀灰彩且黄梦恼拢彩谴砹?ldquo;序”這一個文體的“新變”。但史家以為，只是到了羲之的《蘭亭序》，序文這一個文體才徹底從傳統(tǒng)的集序、單篇文序獨立出來，成為文士特有的詩文活動的“序言”，并在南朝得到延伸，此后如“贈序”一類的文章，也是沿著羲之此文所辟的方向演進而達到新地界。說見李山先生撰著《中國散文通史·魏晉南北朝卷》。郭預衡先生說羲之的這篇序里記述山水景物，“天朗氣清，惠風和暢”已是歷來傳誦的名句，“散文到了漢代，開始有了景物描寫。到了六朝，在散文里，也可以說是‘山水方滋’。羲之此文，即是一例”。這也是從文學史演進的視野來看羲之的這篇名作的。

　　既然羲之的《蘭亭序》有這么高的文學史意義，鑒賞力極高、趣味極佳的南梁昭明太子蕭統(tǒng)，他編《文選》為何不收進這篇呢？錢鐘書先生《管錐編》分析這個文本，以為羲之這篇序“真率蕭閑，不事琢磨，寥寥短篇，詞意重沓”，著眼于孤立的單篇文本，自然有不盡如人意之處。昭明太子不錄《文選》中，也是可以理解的。錢鐘書先生又推測：羲之“豈摶心揖志在乎書法，文章本視為余事耶？”羲之意在書法，寫文章則為書法之外的余事，這個推測也是通順的。當然，如果放在文學史或文體史演進的視野來看，則對羲之這篇序的估衡，自然又當不同了。

　　南朝梁劉孝標注釋《世說新語》，在我前面引的這一則筆記后面寫的注文里又收進了《蘭亭序》的另一個版本，篇名作《臨河敘》，除了文章里文字有些差異之外，結尾處多了“右將軍司馬太原孫丞公等二十六人，賦詩如左，前余姚令會稽謝勝等十五人，不能賦詩，罰酒各三斗”數(shù)句。文學史家推測，羲之寫這篇序時，是沒有這幾句話的，匯編成冊時又加上了這幾句“以合于序言的體要”，但如果羲之的書法作品里再補上這幾句話，“就有累贅之感了”。這個解釋合情合理，說得通。

　　羲之《蘭亭序》是有著書法史和文學史的雙重價值的，雖然羲之當時以文章僅為余事。

　　王羲之生于西晉太安二年（303），卒于東晉太元四年（379）。他所在的瑯琊王氏家族，從北方遷移到南方，一直都是世家名門，具有很高的文化修養(yǎng)。

　　依潘光旦的說法，南北朝時期發(fā)生了中國近二千年來的第一次人口大播遷，即“永嘉南渡”。它的結果，“最顯著的自然是長江下游人才與文化的充實，而人才的充實顯然是文化充實的一個主因”。山東瑯琊王氏就在這一次東渡里來到了南方。王羲之在東晉，做過江州刺史、右軍將軍、會稽內(nèi)史，所以他也被叫作“王右軍”。“永嘉東渡”，大族南遷，北方發(fā)達的中原文化也就跟著南來的北方人落戶到了南方，南北文化在這個時代又作了一次偉大的交融，也因此促發(fā)了江南文化的一次蓬勃的大發(fā)展。《蘭亭序》也就可以視作一個遷來江南的山東人給江南文化作出的一項杰出貢獻。江南文化，在東晉之后，逐漸地超過了北方中原，唐宋元明清以來一路遙遙領先。近世西風東漸，南方再次得風氣之先，吸取西洋文化，領異標新。

　　臨沂的王氏故居，我七八年前曾拜訪過。紹興的蘭亭，近年來也數(shù)次游覽。在先賢留跡的地方，遙望青山，臨水緬想，不能不有所慨然。（作者：周維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