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文學雖然有其理想與浪漫的想象，但更多還要歸于“現實主義”。反而，那些完全對現實進行復寫式描摹的作品，我們叫它“自然主義”。讀完作家水運憲的長篇小說新作《戴花》，這種命名上的歧義突然有了一種新的解釋：文學的“現實主義”與否，不僅應看其對生活的還原度，更應看其關注的問題，能否夠格稱為“現實問題”。所謂現實問題，就是作為歷史主體的人最迫切、最無法避免的需求，也是社會性與個人性發(fā)生沖突時最直接體現出的難題。

　　改革開放以后，文學書寫除了關注國家、集體的宏大敘事，也漸漸開始關注個人的精神和物質需求。改革文學努力嘗試對集體與個人的需求進行最大程度的全面關注。不過，隨著經濟飛速發(fā)展，人的物質生活越來越豐盈，也開始出現個人化敘事越來越強的傾向。雖然改革文學的時代底色依舊存在，但一方面文學史敘事多采用“進化視角”，將改革文學僅作為當代文學演進鏈條中的一個環(huán)節(jié)；另一方面通俗文學中雖有改革元素，卻存在一種沒有深度的成功學敘事，導致改革題材很長時間內陷入兩難境地。

　　水運憲早在上世紀80年代就已為人所知，堪稱改革文學的一線作家。然而即使是這樣的作家，也為《戴花》整整沉淀了40年。其中有對自己文學積淀的耐心，亦包含對社會發(fā)展的某種信心和決心。這種信心與決心是：在中國，無論經濟如何發(fā)展、社會如何變遷，認真書寫現實，試圖將現實與理想進行調和并努力賦予其藝術性的作品，永遠都是立得住腳的。從這一點來說，世界文學的現實主義傳統(tǒng)需要中國這樣一個高速發(fā)展的現代化社會來不斷進行自身的變革。

　　《戴花》以工人莫正強為中心，集中書寫了他與徒弟兩代人的理想與心路歷程。莫正強不是一個完人，但這與他有崇高的理想并不沖突。一方面，他會為了兒子的病而拿公家的錢，對自己的徒弟也有所防范，生怕被那些上過大學的徒弟打“翻天印”。但他的理想是樸素的——“要戴就戴大紅花，要騎就騎千里馬”。“戴花”在這里其實是一個符號性動作。大紅花在這里連接的是社會乃至國家。來自這兩者的認可，對那個年代的工人是終極目標。小說放到現在來讀，字里行間依舊是樸實的。莫正強作為廠里的“技術權威”，也有架子，當徒弟楊哲民想要技術革新時，他的思緒是復雜的。對于莫正強這樣的人，廠子就是他的一切，技術就是他的安身立命之本。當別的廠子高薪挖他的時候，當與自己的徒弟同時被選為勞模的時候，他卻有一種相當強的底線思維——一切為了廠子的發(fā)展。

　　這就回到了我們起初所說的“現實問題”。為什么時隔半個世紀，水運憲要給我們看這些工人在艱苦歲月中的高尚？其實，如何在條件艱苦的歲月中發(fā)展，正是當時面臨的現實問題。如果沒有一種超強的主體信念，如果沒有一種強烈的集體主義精神，是無法完成一系列發(fā)展與變革的。所以，近期如《戴花》《人世間》等小說的走紅，其實并不是一種突如其來的懷念，它們共同組成了一種文學現象，提醒我們從祖國自身的奮斗歷程中汲取精神力量。這才是既屬于我們這個國家、又屬于這個時代的寶貴意志。

　　因此，當我們強調文學的主體性時，不能僅僅強調文學所寫的主體是“人”，也需要注意是“人”這個主體在寫，從而有所選擇。無論是寫作者還是文本內部的人，都要放在歷史中衡量，才能彰顯出真正的價值。

　?。ㄗ髡呦瞪綎|大學文學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