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長大，倘無才能，可尋點小事情過活，萬不可去做空頭文學(xué)家或美術(shù)家。”這是魯迅先生的遺囑。

　　長大后的周海嬰沒有成為文學(xué)家或者美術(shù)家。他畢業(yè)于北大，成了無線電專家，同時也成了一位攝影家。

　　他從自己居住的上海“霞飛坊”即淮海坊著手，用影像留住了那一段時光。一如這片建筑，記錄了中國近代史上許多名人的人生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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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6年10月19日，魯迅病逝于上海。11月上旬，許廣平攜周海嬰搬了一次家。

　　這一次，他們不僅離開了大陸新村，還離開了魯迅抵滬后居住了十年的四川北路街區(qū)。

　　在新住處，許廣平精心保存魯迅手稿。魯迅先生紀(jì)念委員會為“擴大魯迅精神的影響，以喚醒國魂，爭取光明”，耗時近兩年時間，于1938年6月出版了首部收全魯迅著譯作品的《魯迅全集》。此書的編校工作正是由許廣平和魯迅先生紀(jì)念委員會負(fù)責(zé)，出版和發(fā)行工作則由上海復(fù)社負(fù)責(zé)。

　　這一見證《魯迅全集》編定的地方，就在霞飛坊64號，即今天淮海中路、茂名南路、南昌路、陜西南路包圍的淮海坊。周海嬰記得，“編校場所就設(shè)在客堂和亭子間兩處”。

　　7歲的周海嬰由此在霞飛坊一直住到19歲。他記得新街區(qū)的陌生味道：早晨弄堂里彌漫著一股酸溜溜的牛臊味，這味道來自70號俄僑家的羅宋湯，用的是大塊牛脛骨、番茄、洋山芋、洋蔥頭，據(jù)說還要加發(fā)酵的酸奶油。周海嬰也記得晨曦初起，弄堂里穿行的小販叫賣的聲音：“‘白糖菱角糕、馬拉糕、咸煎餅……’還有蘇州赤豆粥和餛飩擔(dān)的敲擊聲。”稍遲，就會有叫賣水果的擔(dān)子挑進來，“噯！西路蜜橘！大格蜜橘！”夏日傍晚叫賣的有高郵咸蛋、沙角菱、臭豆腐干，“還有兩端挑著圓擔(dān)子，賣的卻是腌金花菜、芥臘菜、甘草梅子，是一些腌漬過的口味較清淡的小菜”，到了冬日夜晚，靜寂的弄堂里便能聽到“鴨膀、鴨舌頭、五香茶葉蛋、火腿粽子、檀香橄欖”。

　　他也記得第一次在母親朋友家觸摸到快門的新奇感。“10歲那年，我正式拿起相機開始拍攝。”照相機在那個年代是個極稀罕物。得到人生第一架照相機的海嬰，很快迷上了攝影，也很快從最熟悉的環(huán)境里開始試手。因此，在周海嬰的鏡頭里，記錄下了20世紀(jì)40年代到50年代的“霞飛坊”群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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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廣平和周海嬰母子來到霞飛坊的第二年，上海淪陷。住在拉都路(今襄陽南路306弄)敦和里的巴金來到了霞飛坊59號，住在開明書店的索非先生樓上。索非是巴金的好友。巴金的第一部小說《滅亡》、第二部小說《死去的太陽》，都是經(jīng)索非之手給《小說月報》的。

　　轉(zhuǎn)入霞飛坊后，巴金寫完了《春》。在談到創(chuàng)作經(jīng)過時，巴金說：“《春》是在狄思威路(今溧陽路)一個弄堂的亭子間里開了頭，后來在拉都路敦和里21號三樓續(xù)寫了一部分，最后在霞飛路霞飛坊59號三樓完成，那是1936年到1937年的事。”也是在霞飛坊，巴金1939年下半年至次年上半年完成了他最長的一部長篇小說《秋》。

　　巴金說：“《秋》不曾在任何刊物上發(fā)表過，它是我一口氣寫出來的。1939年下半年到第二年上半年，我躲在上海‘孤島’，主要是為了寫《秋》。當(dāng)時我在上海的隱居生活很有規(guī)律，白天讀書或者從事翻譯工作，晚上9點后開始寫《秋》，寫到深夜2點，有時甚至到三四點，然后上床睡覺……”抗戰(zhàn)時期，巴金離開上海輾轉(zhuǎn)于廣州、桂林、昆明、貴陽、成都、重慶等地，但每次回到上海，還是回到霞飛坊，并在這里一直住到1955年。

　　在霞飛坊，十幾歲的周海嬰留意到，有一個“生性活潑，講的是寧波口音的上海話，頻率高，速度快”的年輕女性一直來看巴金先生，“她每回來訪，巴金總是語言不多，但很有耐心”。這位姑娘就是蕭珊，后來成了巴金先生的終身伴侶。她為巴金帶來了快樂的家庭生活。黃裳后來在《瑣記》中回憶：“當(dāng)時巴金住在霞飛坊(今淮海坊)，他家來往的朋友多，簡直就像一座文藝沙龍。女主人蕭珊殷勤好客，那間二樓起居室總是有不斷的客人……蕭珊有許多西南聯(lián)大的同學(xué)，如汪曾祺、查良錚、劉北汜也不時來坐。談天遲了，就留下晚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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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霞飛坊建于1924年，南朝南昌路，北面是淮海中路，東面為茂名南路。房子是三層紅磚結(jié)構(gòu)，前門是鐵柵欄，透空可以望穿小天井。在周海嬰的記憶里，當(dāng)時的家“天井與大陸新村相仿而稍大，前門進入是客廳。后門是木質(zhì)的。每家后門裝有‘司必靈’鎖(即彈簧鎖)。進門有一個小廁所。左(或右)拐是廚房。樓梯木質(zhì)。二樓、三樓開間大小相同，還有兩間亭子間。三樓外有陽臺，可晾曬衣被，這是當(dāng)時的標(biāo)準(zhǔn)結(jié)構(gòu)。據(jù)說是葡國產(chǎn)業(yè)，法商管理”。“中弄北面是后弄，稍狹，附有幾間汽車間讓有車階級存車用……后來租界居房緊俏，汽車間遂改作為住房了。”

　　霞飛坊內(nèi)5號曾是楊杏佛的住宅，33號住過劇作家陳西禾，著名科學(xué)家竺可楨曾住在42號，63號是顧均正，他曾在虹口梧州路開明書店工作。一代畫師徐悲鴻1937年也曾在霞飛坊居住過。在淮海坊3號，作家夏丏尊從1937年到1946年一直居住于此。除此以外，從開明書店遷來的還有葉圣陶、金仲華、索非、唐錫光。(《上海名建筑志》中《文化名人與霞飛坊》一章)

　　許廣平母子的房間每月租金60元。搬遷時，最多的是書籍，一箱箱要從溧陽路魯迅的藏書室運來。“書箱運到三樓，四周不夠放，中間還加一行。也有以木箱側(cè)放權(quán)作書柜的，記得里邊放的是雜志，如《奔流》月刊、《世界文庫》等等，前面擋以牛皮紙。洋裝書厚重，放在二樓到三樓的樓梯一側(cè)，剩下一半空隙做通道。”

　　有一天，許廣平拿來毛筆、硯臺和一些紙，囑咐周海嬰書寫父親墓碑上的字。這讓從未練過毛筆字的周海嬰“惶恐之極”。但許廣平說：“爸爸的墓碑，誰寫都會受到牽連，你是兒子，又是孩子，他們抓不到把柄的。”就這樣，萬國公墓里“魯迅先生之墓”出自周海嬰稚嫩的手。

　　失去父親的痛苦還未緩和，新屋又帶來新的沖擊：就在許廣平母子搬來沒幾天，屋內(nèi)失竊，家里的銀質(zhì)懷表、幾件質(zhì)地上乘的大衣和錢包里的錢都不見了。“從那張父親寫作的桌子上可以看出，那竊賊有一個淺淡的赤足印，那5只腳趾顯出是個成年人。”可巡捕房接警后卻不愿細(xì)究。案件不了了之。

　　也是在霞飛坊，1941年冬天，許廣平被捕。被營救回家時，周海嬰心痛地看見母親的膝蓋上“在月亮板下面凹陷的位置都有個6厘米圓的烏青塊”。“母親被關(guān)了76天牢獄，受盡拷問、鞭打、凌辱、電刑各類審訊酷刑，釋放時兩腿痛楚不能行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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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在霞飛坊，周海嬰愛上了無線電。到了19歲那年，他已經(jīng)“做過空中無線電話的聯(lián)絡(luò)，并經(jīng)考試取得了執(zhí)照和呼號，還參加了‘中國業(yè)余無線電協(xié)會’”?？墒?，“有兩次，便衣一敲開門就直沖我家三樓亭子間，來查看我的無線電設(shè)備”。昔日溫馨的弄堂內(nèi)，氣氛也陡然緊張。收舊貨的、賣水果的和修鎖的銅匠擔(dān)“不沿弄堂走動招徠生意，卻坐在我家后門口‘歇息’，甚至此走彼來，前后銜接。從廚房望出去，這批人的打扮分明不像是小販”。那是1948年的秋天，霞飛坊已經(jīng)不再安全。

　　許廣平母子決定秘密離滬。“到了下午，一輛出租汽車直接開到前門口(霞飛坊的居民一般都不啟用前門，從廚房間的后門出入)，就這樣，我們悄悄地走了。”他們直奔火車站，“不想，這一次離別，竟就此告別上海”。

　　在后來的回憶里，周海嬰想起的卻不全是霞飛坊里的擔(dān)驚受怕，他記得的，更多是快樂的少年時代：“我們總是先有一個孩子在弄堂里高聲一呼，大家便紛紛從各自的后門奔出來，霎時間，這條弄堂就成了我們的樂園。”

　　他們玩溜旱冰，“嘩嘩”的響聲響徹整條弄堂；踢空罐頭匣，罐頭放置在地面的中間，分攻守兩方。也抽陀螺、打玻璃彈子、刮香煙牌子、扯響鈴(抖空竹)、騎自行車、用氣槍射麻雀。還有一次過年玩小鞭炮，頑童們“把小鞭炮插在氣槍口，點著后遠(yuǎn)遠(yuǎn)地射進鄰居的室內(nèi)”，這事的“共謀者”中除了周海嬰，還有索非先生的兒子——如今的中科院院士、神經(jīng)生物學(xué)家鞠躬教授。

　　也是在這條弄堂里，周海嬰開始了他懵懂的愛情。后來的妻子也是霞飛坊的鄰居家的女兒。“那一年，隔壁62號新搬來一家人。這家人口眾多，除了大人，孩子有七八個……特別是二女兒馬新云，脾氣隨和，常常愿意與我交往……我們就漸漸要好起來了，一起做功課玩耍，有時去霞飛路逛馬路，或到弄堂斜對面的國泰或朝東稍遠(yuǎn)一點的巴黎電影院去看好萊塢影片。”

　　在《魯迅與我七十年》里，周海嬰這樣寫道：“多年后，我重返霞飛坊，想找回少時的感覺……只覺得這條弄堂又短又狹，毫無‘寬廣世界’的印象。倒憶起了當(dāng)年種種調(diào)皮事，不免汗顏，也不勝感慨系之。”

　　可是，在孩提的記憶里，霞飛坊分明是：“這條弄堂又長又寬，世界很大，我們愛怎么玩就怎么玩。”

　　(解放日報記者 沈軼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