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古典學的守舊與創(chuàng)新

　　文心雕龍四部叢刊本。資料圖片

　　文心雕龍清養(yǎng)素堂刻本。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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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典學崇尚古代經典，是為守舊；但“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并不是泥古的代名詞，更不是思想復辟的口號，畢竟“吾其為東周”更多是孔子無可奈何的比喻。沒有人會在時間之船早就開走之后，還要在失落的地方尋找原汁原味的記憶，舊與新、古與今、中與西就如同有與無、陰與陽、聲與音、影與形，從來就不應該勢同水火。

　　守舊

　　從事古典研究的人首先認同經典的價值，在情感上親近典籍的教導，同時希望在心性上無限靠近經典的作者即上古大賢，這種守舊的態(tài)度不僅是必要的工作倫理，也是全面?zhèn)鞒腥祟愇拿髯顚氋F財富的正道。其實不僅現(xiàn)代的古典學從業(yè)者恪守圣哲彝訓，就連古代的圣賢也多信而好古，敏以求之，因而古典學是千百年來流傳有緒甚至一以貫之的學問。可見守舊這種約定俗成的概括過于貶義，莫如“傳統(tǒng)”即傳承統(tǒng)緒更能匹配“古典學”這一卓越的名號。東西方歷來究心古學，在文明轉型之時總會回到古代經籍中汲取營養(yǎng)，從而再三再四出現(xiàn)復興浪潮。何以故？

　　第一，征圣。在古代的差序格局中，圣人乃天縱，就在于他們遠取諸物，近取諸身，探賾索隱，鉤深致遠，參贊幽微秦亮，吐納深機，象其物宜，制禮作樂，終至九流仰鏡，萬古欽躅，布衣素王而為百世師，褒貶刪削而為萬世法，當然值得后人亦步亦趨。西塞羅寧可與柏拉圖一起犯錯，也不與時賢共同感受真理，因為他認為沒有什么東西是古人沒有討論過的，那些盲目求新的人不過在用語上稍作修飾而已，絲毫沒有超出圣賢開發(fā)的畛域?，F(xiàn)代世界中那些心性高古的思想家意識到，人類在物質和科學技術方面已有很大的進步，但在思想道德上卻很難說前進了一小步。

　　第二，宗經。圣人制作的經典乃是恒久至道，這種不刊鴻教如太山遍雨，河潤千里，靜水流深，利行天下，自然郁哉可從，因為溫柔敦厚、疏通知遠、廣博易良、絜靜精微、恭儉莊敬、屬辭比事，皆賴經典滋養(yǎng)。當然古人也明白經典如果使用不當，就會陷人于死板和滑頭，即愚、誣、奢、賊、煩和亂。經典中自有豐贍的學說、完整的歷史和優(yōu)雅的言辭，堪稱廣大悉備、本末無遺，能夠幫助我們正確處理生活中碰到的絕大多數(shù)事情，甚至能讓我們在鑒古知今中更穩(wěn)妥地應對數(shù)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經典這種宏綱常紀雖經圣人之手而成，終究是數(shù)十萬年人類經驗的沉淀和積累，因此宗經就是回憶和返鄉(xiāng)，以葆人類壯闊、質樸和明朗的精神底色。

　　第三，原道。圣人俯仰天地，鑒周日月，窮神知化，不是要炫耀凡夫俗子的智慧，而是在代天立言。夫子述而不作，述的就是天道，因為自然才是真正的作者，而先賢所撰的典籍無非忠實記錄了“如是我聞”。人們遙思先圣，志乎古道，本質上是遵從天經地義：征圣和宗經最終是為了原道。老子《道德經》“能知古始，是謂道紀”（14章）已經把古與道緊密連接起來了，可見古不僅是時間概念，還是品質的標識，更是萬物存在的基礎，歸根結底是道的化身。與其說古典學守舊，不如說它唯道是從。

　　古典學上承天道，下正人倫，整齊世風，化民成俗，垂范千古，焉可不守？

　　折中

　　古典學首重明經，講求學術傳承和積累，卻并不拘泥于家法，不守一家一派的舊說，因為它不是任何一個流派的私家財產，也從來不以宣揚個體私言為己任。古典學所傳的統(tǒng)之大者就是道，而以道觀之則萬物無貴賤之分，故古典學是一個開放包容的系統(tǒng)，不會拒絕吸收其他學派以及現(xiàn)代學問的一切精髓，而會主動折中各方，融貫古今。百家眾技皆有所長，但都不能獨專大道，如果死守宗派，黨同伐異，得一察而自好，各引一端，崇其所善，則道術為天下裂矣。

　　古人懂得“凡人之患，蔽于一曲而暗于大理”（《荀子·解蔽》），便主張“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禮記·曲禮上》），以道體和公心來防備守舊可能帶來的僵化，克服抱殘守缺和故步自封必然造成的惡果。而廓然大公的心胸須以博采眾長為基礎，這種完備的守舊方法就是折中。這個詞在過分癡迷原創(chuàng)的時代氛圍中已然成了拼湊、騎墻與平庸的別稱，但在兩千多年的歷史中一直是光輝崇高的治學方式，是治療教條主義的靈丹妙藥。

　　折中（eclectic）最初指“從中挑選”（ex-legein），即不淪于一偏，不黨不私，不盲從權威，不迎合潮流，敢于打破門戶成見，擇善而從，持平而論，即事求道。只有整齊百家，綜羅百代，才可能談得上廣博精微?？鬃永^圣，獨秀前哲，就在于他折中六經，故司馬遷贊曰：“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于夫子，可謂至圣矣！”（《史記·孔子世家》）這就是對折中最高的禮贊：镕冶經典，翔集子史，立法立教，終成文明的判斷標準。折中非易事，非弘毅睿智之士不能為。

　　色諾芬自稱從賢明的古人所饋贈的寶貴遺產中挑選出好東西，精研切磋并傳諸后世。西塞羅也以溫和的懷疑來看待自己信奉的學說，不愿被任何學派的規(guī)則所束縛，以免于入主出奴的可悲境地。培根痛恨宗派主義阻礙了學問的進展，以“假相說”來諷諫自以為是者，號召人們以全人類利益為念。從形式上說，征圣、宗經和原道都是折中。古往今來未有不兼綜統(tǒng)合而能自成一家，亦未有不淹博華贍而能固守己見者。更何況古典學本不株守一曲之說，而是要采擷百花，辛勤醞釀，營建甜蜜的生活。

　　“中”曾經是至高的理想，精妙地體現(xiàn)為虞廷十六字之教：“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zhí)厥中。”古典學的折中就是《中庸》所說的執(zhí)兩用中，相反，榮古虐今，是今非古，皆不得其正。叩其兩端，竭盡各方，才能免于空空如也的無知之弊。而茍能提綱撮要，調和各家，折眾理以得其中，則近乎道矣。“折中”一詞近年逐漸回歸其本義，尚不意味著古典學的春天，卻預示著人類思想開始慢慢步入正軌，正如《易·坤·文言》所謂“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于四支，發(fā)于事業(yè)，美之至也。”穩(wěn)居中和之位，輻射四方，彪炳事業(yè)，豈不美哉？

　　創(chuàng)新

　　折中已非簡單守舊，而“判天地之美，析萬物之理，察古人之全”（《莊子·天下》）亦非單純的學術作業(yè)，因為“兼陳萬物而中縣衡”看似不偏不倚，其實已有所發(fā)明。即便忠實地存亡繼絕，在特定的歷史時期已經非同凡響而大異于世，便是舊貌煥發(fā)新顏，更何況所有復古運動本質上皆無外乎借古變新。古典學者依托經典，傾慕先賢，但從未打算把圣賢及其經典樹立為毫無生命力的雕像，更無意于把他們的理論制作成概念的木乃伊，然后在頂禮膜拜中走向偶像的黃昏，讓文明之花過早枯萎。

　　守舊即扎根，為的是開枝散葉，以博采眾長的大格局打開新局面，才可能對人類文明稍有微薄而卓異的貢獻。史遷“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是在道法自然、因革文教和傳經澤世，而“成一家之言”就是難能可貴的創(chuàng)新，歷代學人“雖取镕經意，亦自鑄偉辭”（《文心雕龍·辨騷》）更是守舊以出新的絕佳詮釋。古典學堅持守先以待后，這里的后即為新。師法而非因循，傳道則務去陳言，泥古反倒害古。古語“道德”本指從道而得，順守其正，逆溯其源，則必有創(chuàng)見，否則人世間就會成為一潭死水。后人如不焚膏繼晷以添柴傳薪，唯耗先輩余蔭，坐吃山空，終究行而不遠。

　　所以就算為古典學生死存亡計，創(chuàng)新也屬題中之義，因為那才是自身的生機之所在。守舊只是手段，開新才是目的，正如研經窮理是為了經世致用，否則學問雖多，亦奚以為？玩物喪志，為文亦然。與其坐而論道，不如立而起行，孔子“托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激勵著一代代讀書人安邦定國。經典是文明的源頭活水，它的意義或價值卻永在當下，因而居今識古，并不以皓首窮經為尚，而求有以教我為鵠的，即“執(zhí)古之道，以御今之有”（《道德經》14章）。古典學既使人謙卑，更催人奮進。

　　經典教人死守善道，卻并不教人墨守成規(guī)，反倒主張“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畢竟日新才算盛德。溫故方能知新，但如果沒有扎實的“故”“舊”之基，則新足為奇，轉而成怪，看似華麗豪奢，實則裝腔作勢。食古不化自不足論，奢言創(chuàng)新亦無異數(shù)典忘祖，關鍵在于舍棄了恒提恒新的核心問題，偏離了正確的航道。先要同情地理解，不宜匆忙地批判。故創(chuàng)新必先守舊說之正，才有資格剔除傳統(tǒng)之誤，因此古典學與其說守舊，不如說守正。

　　古典學不是僵死的學問，而是立德樹人的門徑，旨在造就高尚而任事的新人，而非制造書蠹。西文“古典學”本指第一流（classicus）的學識，意在以這種第一等事來培養(yǎng)優(yōu)入圣域的棟梁之材——這就是古典學最基本的創(chuàng)新，也是社會最根本的基石。古典語文學家尼采（1844-1900）相信古典學的創(chuàng)生力量，他認為沉思不朽的歷史正是為了讓它再次發(fā)生，閱讀偉大的經典就可以改變時髦而膚淺的教育，哪怕只有一百個古典學的學者就足以完成天翻地覆的文藝復興即文化的再生。值此中華文明偉大復興之際，古典學必定大有作為——“周雖舊邦，其命維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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