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多年前，張騫出使西域，一路穿過河西走廊抵達敦薨之山，他將“敦薨”記為“敦煌”，漢武帝征討匈奴，占領河西地區(qū)，“列四郡，據(jù)兩關”。從此，敦煌成為中華文明史上一顆璀璨神秘的明珠。

　　首部關于敦煌兩千年的通史——《敦煌通史》（七卷本）歷經16載終于面世，叢書全面、完整、系統(tǒng)地重現(xiàn)了秦漢至明清時期敦煌及絲綢之路東段的歷史變遷……

　　“大河又東，右會敦薨之水，其水出焉耆之北，敦薨之山，在匈奴之西，烏孫之東。”2000多年前，張騫出使西域，一路穿過河西走廊抵達敦薨之山，他將“敦薨”記為“敦煌”，連帶這里的風土人情、山川形勢的記錄送回中原，漢武帝得此先機下令征討匈奴，占領河西地區(qū)，“列四郡，據(jù)兩關”。從此，敦煌成為中華文明史上一顆璀璨神秘的明珠。

　　2000多年后，由蘭州大學敦煌學研究所所長鄭炳林教授主編的敦煌學界首部關于敦煌兩千年的通史——《敦煌通史》（七卷本）歷經16載終于面世，叢書全面、完整、系統(tǒng)地重現(xiàn)了秦漢至明清時期敦煌及絲綢之路東段的歷史變遷，幫助中國學者在開拓敦煌學研究新境界上邁出更加穩(wěn)健的一步。

　　“敦，大也?；停⒁?rdquo;，2000多年的歷史長河中，敦煌發(fā)生了什么？這部叢書與學界敘述敦煌歷史書籍有何不同？敦煌研究在當下的重要性……近日，筆者帶著這些問題走進蘭大采訪鄭炳林教授，探索《敦煌通史》背后的故事。

　　深耕漢簡，填補敦煌歷史空白

　　敦煌區(qū)域的歷史研究多依賴于莫高窟藏經洞出土的文獻，時間集中在唐宋時期，特別是晚唐五代宋初時期。因而百余年來，學界對吐蕃、晚唐張氏歸義軍、五代宋初曹氏歸義軍時期的敦煌及周邊地區(qū)歷史進行了深入而系統(tǒng)的研究且成果頗豐。由于文獻缺乏，兩漢、魏晉北朝、隋及唐前期、西夏、元明清時期的敦煌歷史研究處于相對薄弱的階段。為了填補這段空白，2007年蘭州大學敦煌學研究所啟動《敦煌通史》編纂，2012年作為重點工作全面展開。

　　“敦煌在國際上的地位形成于西漢，要想研究清楚兩漢時期的敦煌歷史，繞不開出土的24000枚敦煌漢簡。”為此，鄭炳林花費兩年多時間認真研讀漢簡。

　　敦煌出土簡牘數(shù)量眾多，主要包括斯坦因等人在敦煌地區(qū)收集的漢簡、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發(fā)掘的馬圈灣漢簡和懸泉置漢簡等，其中以懸泉置漢簡數(shù)量最為龐大、內容最為豐富。小到風土特產，大到移民制度、對外貿易，漢簡中的信息極大程度上填補了兩漢敦煌歷史的空白，為團隊研究敦煌及其與西域的關系提供了一條新的道路。

　　在對漢簡的研讀中，鄭炳林看到了“不一樣”的敦煌歷史。“《漢書·西域傳》中記載，傅介子殺樓蘭王后，改樓蘭國為鄯善國，漢朝派駐軍三十多人，然而根據(jù)簡牘顯示，當時漢朝實際派駐屯田軍近1500人?？梢娫缭跐h代，敦煌便已具有重要的戰(zhàn)略地位。”

　　屯田軍作為當時中央政府管理西域地區(qū)的重要兵力，也是構成敦煌居民的重要部分。此外，還有從山東、河南、河北南部、山西南部等中原地區(qū)遷徙而來的貧苦百姓，時至今日，敦煌仍有來自中原的美食變種，敦煌的糊鍋正是由河南胡辣湯演變而來。人口遷徙將中原的風土人情帶到敦煌，甚至傳播至更遠的西方，敦煌逐步成為文化交融之都。

　　簡牘資料幫助鄭炳林團隊將研究漢代敦煌歷史的視野從《史記》《漢書》《后漢書》等傳世典籍拓展到更加微觀、具體、真實的史學研究之中，是團隊將研究從歷史場景轉向具體事件的一次積極有益的嘗試。“以往的研究多從后世記載的資料入手，內容多比較宏大，這次借助漢簡，讓我們了解更多當時真實發(fā)生的小事，很有意義。”鄭炳林說。

　　分卷撰寫，完整再現(xiàn)歷史面貌

　　“對于敦煌歷史開始的時間，我們都會想到漢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匈奴渾邪王殺休屠王后投降漢朝，西漢政府在河西敦煌駐軍屯田；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又置敦煌郡，并移民戍邊。實際上敦煌的歷史要比這早很多，敦煌與中原王朝的交往應當始于西周穆王時期，根據(jù)《穆天子傳》記載，周穆王即位十五年來到今敦煌和羅布泊一帶。就是說敦煌在先秦已經被中原王朝所了解和認識?？偠灾P于敦煌的歷史還有很多謎團需要我們去研究。因此我們將《敦煌通史》的上限確定在西漢，兼及先秦敦煌歷史；下限以清末為界，部分內容兼及近代。”談及《敦煌通史》內容時鄭炳林如是說。

　　“自西漢開始，敦煌的玉門關、陽關就被視為中原與西域交界?？v觀西漢設敦煌郡至今兩千多年的歷史，敦煌地區(qū)作為歷代中原政權向西延伸勢力和影響的前沿基地，見證了古代中國跌宕起伏的歷史進程。”根據(jù)研究現(xiàn)狀，鄭炳林及其團隊將敦煌歷史劃分為兩漢、魏晉北朝、隋至唐前期、吐蕃占領時期、張氏歸義軍時期、曹氏歸義軍時期、西夏元明清七個階段，分七卷撰寫。“這是一個非常大的項目，我們組成了10余人編撰團隊，其中很多人如今都已成為獨當一面的史學研究工作者。”

　　以“小”見“大”，研究敦煌學不能只看敦煌

　　“我們的發(fā)展，中國的發(fā)展，要走國際道路，要與世界交流，研究敦煌的歷史必定有借鑒作用”，談及敦煌研究的重要性，鄭炳林這樣說。作為華戎交匯之都，敦煌是古代中央政府經營西域的基地，更是中外文化交融、交流、交往的關鍵節(jié)點。“敦煌的發(fā)展牽動著整個西北歷史的發(fā)展，研究敦煌歷史不能僅局限于敦煌本身”。

　　鄭炳林提到，學界曾有“小敦煌，大敦煌”的說法，“敦煌學的研究若拘泥于敦煌文獻，那便只能做‘小’敦煌，研究者若將敦煌置于中國西北歷史，甚至世界歷史之中，敦煌的史學研究價值便能以‘小’見‘大’。”“《敦煌通史》的面世不僅為陸上絲綢之路研究的深入開展奠定深厚基礎，更為新時代敦煌學的繁榮發(fā)展增光添彩、添磚加瓦。”鄭炳林希望，它不僅成為蘭州大學敦煌學研究所發(fā)展歷程上的里程碑，也能幫助更多中國學者在開拓敦煌學研究新境界上邁出更加穩(wěn)健的一步。

　　從早年重文獻研究到如今補史、證史，敦煌學還在等待更多學者投身其中，古老的敦煌文化將在新時代新的文化使命召喚中煥發(fā)新的生機，就像鄭炳林所言，“這個過程也許會長一些，但一定會完成。”

　　劉寶麗 尉婷 孔子俊 文/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