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浩瀚的敦煌學研究中，那些從流沙深處蘇醒的漢代簡牘長久以來被視作歷史與文字的“化石”。它們承載著邊塞戍卒的日常、驛傳的律令、商旅的賬簿，卻少有被以藝術之眼凝視。李逸峰教授的新著《適時與趨變：敦煌漢簡書寫研究》正是以書法藝術為棱鏡，重新折射出這些千年墨跡的璀璨光芒。書中將敦煌漢簡稱為“字體演進的天然實驗室”，這種比喻揭示出作者對書寫動態(tài)本質(zhì)的深刻把握。這不僅是填補了敦煌學與書法史交叉地帶的重要空白，更是為理解中國書寫藝術發(fā)展提供了一把新鑰匙——書寫不是僵死的技藝，而是活生生“適時與趨變”的生命歷程。

　　李逸峰在書中開創(chuàng)性地重構了漢簡書寫的“動態(tài)情境”。他拒絕將簡牘文字從生成土壤中剝離，而是將目光投向其書寫材質(zhì)、空間布局、具體功用及書寫者身份構成的整體情境中。簡牘之“細狹”對書寫者構成挑戰(zhàn)，卻也在限制中催發(fā)了章法上的奇巧：字距疏密、行氣貫通、大小錯落，無不體現(xiàn)著書寫者的即時調(diào)度。這種“因材制宜”的智慧，正是書者與媒介之間動態(tài)對話的明證。

　　“適時與趨變”這一核心觀點，如一條金線貫穿全書，照亮了漢簡書法演進的內(nèi)在邏輯。李逸峰敏銳捕捉到敦煌漢簡中隸書作為“主流正體”所經(jīng)歷的日常書寫之“蝕變”。在戍卒倉促的記錄、驛吏迅疾的抄傳中，隸書端莊的波磔被簡化，筆畫間的映帶開始顯現(xiàn)，一種“草化”的萌芽悄然涌動。書中對懸泉置遺址出土郵驛文書的分析極具說服力：在緊迫傳遞需求的驅(qū)動下，書寫速度加快，筆畫的連貫性增強，甚至出現(xiàn)了明顯的省簡與連筆，這正是隸書向早期行書、章草嬗變的鮮活現(xiàn)場。李逸峰指出，這種“趨變”并非消極的潦草，而是書寫者為適應實用效率，在無意識中推動字體演化的積極創(chuàng)造。

　　該書最富洞見之處在于揭示出敦煌漢簡書寫中“日常性”所蘊含的力量。書中描繪的書寫者——邊塞的戍卒、驛站的吏員、往來的書佐——大多不是青史留名的藝術家。他們執(zhí)筆，只為記錄傳食、傳遞軍情、抄錄律令。這種“急就”的書寫狀態(tài)，剝離了廟堂碑刻的刻意莊重，袒露出最本真、最富有生命律動的筆痕墨跡。一枚習字簡上戍卒略顯稚拙卻充滿嘗試意味的筆畫，在書中被賦予了特殊意義，它不再是“技法不精”的證明，而成為“書寫練習”這一日常行為本身的珍貴遺存，是普通人參與字體演進這一宏大歷史進程的生動腳注。正是這種源自生活、服務于生活的“日常書寫”，以其未經(jīng)雕琢的蓬勃生機，成為書法藝術長河中最為活躍的變革之源。

　　《適時與趨變》在方法論上的自覺與創(chuàng)新尤為值得稱道。李逸峰教授在書中構建了“情境還原—形態(tài)分析—書寫機制推演—藝術價值提煉”的嚴密研究鏈條。他不僅精研墨跡形態(tài)的細微差別，更能穿透字形表象，去揣摩那持筆之手背后的“動作思維”：為何在此處頓挫？為何在彼處疾行？為何如此省略？這種對“書寫性”而非僅僅“完成態(tài)”的執(zhí)著追問，使得其研究超越了靜態(tài)的風格描述，觸及了書法作為“時空藝術”的動態(tài)本質(zhì)。

　　李逸峰的研究不僅照亮歷史，更為當下書法創(chuàng)作提供了深刻啟示。敦煌漢簡的書寫者身處特殊環(huán)境，面對簡牘形制的約束與書寫效率的要求，他們以“適時”的智慧創(chuàng)造出充滿生機的字體流變。今天的書法家同樣身處紛繁復雜的文化語境，面對現(xiàn)代展覽機制、多元審美需求以及數(shù)字媒介的沖擊。漢簡書寫者那種立足當下、尊重媒介、大膽應變的“趨變”精神，對當代書法家具有強烈的示范意義——真正的傳承并非對古法的亦步亦趨，而是秉持其內(nèi)在的創(chuàng)造精神，在當下語境中勇敢探索新的筆墨語言與表達可能。

　　李逸峰教授在書末將敦煌漢簡喻為“活化石”，這一命名充滿深意。它們之所以“活”，正因為其墨跡中凝結(jié)的并非僵死的程式，而是書寫者面對具體情境時那充滿智慧與生命力的“適時”應對，以及由此驅(qū)動的生生不息的“趨變”洪流。《適時與趨變：敦煌漢簡書寫研究》不僅是對一段書法史空白的出色填補，更是對“書寫何為”這一根本命題的深刻叩問。

　　當我們凝視這些兩千年前的墨痕，看到的不僅是字形的古拙，更是書寫者在特定時空限制下迸發(fā)的創(chuàng)造力。李逸峰以其精湛研究，讓我們聽到了敦煌流沙之下那奔涌不息的書寫生命之流——它穿越時空，依然在叩擊當下每一位執(zhí)筆者的心靈。

　　田文倩